“母亲命悬一线需要透析，她请了一天假，却被工厂一句‘不想干就别来了！’直接辞退。

“母亲命悬一线需要透析，她请了一天假，却被工厂一句‘不想干就别来了！’直接辞退。五年没签合同、没交社保，老板还甩手只给500元‘补偿’，女子一纸诉状把工厂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结果让所有打工人心头一震！” 2018年春天，朱小玲（化名）走进了醴陵一家小工厂的大门。那一年，她28岁，学历不高，却踏实能干。老板殷总口头承诺：月薪大约3000元，按照计件算工资。朱小玲没有多问，也没意识到问题——公司从未与她签过书面劳动合同，更未为她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她心里想，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能养活自己和母亲已是幸运。 可命运并未给她太多喘息的机会。朱小玲的母亲年近七十，患上了严重的尿毒症，每周都要做两次透析治疗。作为独生女，她既要承担家庭的全部负担，又要在厂里拼命工作。起初，厂里对她偶尔的请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时间一长，老板的耐心渐渐消耗殆尽。 2023年4月10日，朱小玲像往常一样上班。她提前找到车间厂长，低声说：“明天我妈要透析，我想请一天假。”厂长点头：“行。”得到批准后，朱小玲安心地干完了当天的活。 4月11日清晨，她陪母亲去了医院。就在挂号时，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殷总不耐烦的声音：“厂里这么忙，你怎么又请假？马上回来！”朱小玲急忙解释：“我妈病情严重，我实在走不开……”没等说完，对方直接吼道：“不想干就别来了！”随即挂断电话。 这一句话，像是当头一棒。五年的付出，在一通电话里化为零。4月12日，公司财务通知她去结工资，顺带多给了500元，说是“补偿”。朱小玲愣住了，这点钱能抵什么？她母亲的透析费一天都不止。可会计冷冷地说：“这事就算了结了。” 失去工作的她陷入了困境。没有收入，昂贵的医疗费像座大山。起初，她想忍气吞声，可朋友提醒她：“你没签合同，也没交社保，这是违法的！你要去维权。”她心里一震，终于鼓起勇气，将工厂告上法庭。 朱小玲向仲裁委提出诉求，要求工厂赔偿合计9.5万元，包括违法解除赔偿金、未签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社保损失、年休假工资等。公司辩称：“她请假频繁，属于旷工，辞退合理。”仲裁部分支持，但双方都不服，案件进入法院审理。 在庭上，朱小玲还原了请假经过，证实厂长已口头同意。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她的行为并不构成旷工，更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她请假是为了照顾病重母亲，这是履行《民法典》规定的赡养义务，具备合理性。相反，公司临时推翻已批准的假期，要求立即返岗，本身就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 法院指出，公司仅因口角之争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39条明确规定，只有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等情形，用人单位才能解除。显然，朱小玲并不在此列。 不仅如此，工厂从未与她签订劳动合同，这在法律上同样问题严重。《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签订合同的，应支付双倍工资。更重要的是，该法第14条明确：满一年不签订合同的，视为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说，从2019年起，朱小玲的劳动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已是“无固定期”，公司更不能随意解除。 法院综合考量，作出判决：工厂需支付朱小玲违法解除赔偿金26854元、未休年休假工资2873.65元、失业保险金损失16704元，合计46431.65元。至于加班工资，由于朱小玲未能提供加班记录和审批单，未获支持。 判决下达后，朱小玲终于为自己讨回了一部分公道。她哽咽着说：“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再也不会被人随意欺负。” 这个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它折射出一些普遍问题。未签合同、未缴社保，在不少中小企业里屡见不鲜，劳动者出于“能有份工作就好”的心理选择忍耐，结果吃亏的往往是自己。企业家长式管理，凭情绪随意开人，却忘了法律的硬性规定。更尖锐的矛盾是，像朱小玲这样肩负赡养重担的独生子女，在照顾父母与保住饭碗之间，往往陷入两难。 朱小玲的案子，某种意义上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缩影。她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强势的背景，却凭一腔倔强和对母亲的责任，把自己逼到了法庭。她最终赢了，可她得到的四万多元，远不足以支付母亲后续的医疗费用。可这场官司的意义，却远超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