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沈秉成：纳妾数十却不立正室的官场异数 清朝有一个地方大官，名叫沈秉成，极为好色，娶了几十个小老婆，却没有一个做他的正妻。沈秉成在晚清官场颇有地位，此人酷爱纳妾却绝不立正室。 沈秉成生在江南一个书香门第。祖上有读书人，也有商贾。他自小聪明伶俐，十几岁就能作诗作文。家人指望他科举出仕，光宗耀祖。1852年，他考中举人，进京入翰林。那时候的沈秉成，意气风发。史料记载他擅长应制文，善察人意，很快被推荐入内阁做庶吉士。 入仕初期的沈秉成，并未显露出“不立正室”的异常。史料可考，他早年曾与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的女子有过婚约，女方家族与沈家世代交好，门当户对。但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战火蔓延至江南，那位未过门的女子在逃难中病逝，这桩婚事最终未能成行。此次变故后，沈秉成虽未公开表露，但身边人回忆，他此后对“正妻”二字始终讳莫如深，即便官场同僚提及为其保媒，他也以“心绪未平”为由婉拒。 1856年，沈秉成从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正式踏入官场核心圈层。此时他已二十五岁，按晚清士大夫惯例，早已到了成家立室的年纪。但他并未迎娶正妻，反而以“照料起居”为由，纳了第一位妾室。这位妾室原是他同乡官员的家奴，因容貌秀丽被举荐，沈秉成仅用少量银两便将其接入府中。此事在翰林院引发小范围议论，有老臣认为其“有违礼教”，但沈秉成凭借圆滑的处事能力，很快平息了争议——他主动将朝廷赏赐的绸缎分赠同僚，又借诗文唱和拉近关系，让“纳妾之事”渐渐被官场接纳。 随着官职升迁，沈秉成纳妾的数量不断增加。1865年他调任江西学政时，身边已有妾室七人；1879年升任安徽巡抚，妾室数量增至二十余人；到1883年任两江总督期间，府中妾室竟达三十余人，规模远超同期同级官员。这些妾室来源复杂，既有江南地区的贫苦女子，也有下属官员进献的歌姬，甚至有从苏州、扬州等地花舫上赎买的艺伎。沈秉成对这些妾室虽无正妻之名分，却在生活用度上给予厚待，每人都有独立院落与专属仆役，府中还专门请了先生教她们读书识字、弹奏乐器。 他坚持不立正室的行为，在晚清官场始终是个谜。有人猜测是早年婚约变故留下的心理阴影，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官场算计——正妻需出身名门，一旦联姻便会卷入家族派系斗争，而妾室出身低微，不会引发政治牵连。从史料记载的细节来看，第二种推测更具说服力。沈秉成在官场上以“无党无派”著称，虽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有往来，却从未深度依附任何一方。1880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宝鋆曾有意将侄女许配给他做正妻，借此拉拢其加入阵营，沈秉成以“身体孱弱，恐误佳人”为由推脱，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可见他对“正妻”背后的政治捆绑有着清醒认知，通过“不立正室”的方式，巧妙规避了派系纷争的风险。 尽管纳妾众多，沈秉成在政务上却并非庸碌之辈。任安徽巡抚期间，他主持修复了巢湖堤坝，解决了当地多年的水患；在两江总督任上，他积极响应洋务运动，支持创办金陵制造局的分厂，推动江南地区的近代工业发展。史料评价其“治事精勤，尤善理财”，所到之处均有政绩。但他“纳妾不立正室”的行为，始终是政敌攻击的把柄。1884年，御史邓承修上奏弹劾他“耽于声色，罔顾礼教”，认为其行为“有失封疆大吏体面”。面对弹劾，沈秉成并未辩解，仅以“年老体衰”为由主动请辞，最终获准退休，返回江南故里。 退休后的沈秉成，仍保持着纳妾的习惯，府中妾室数量最多时接近四十人。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整理诗文与收藏古玩上，所著《沈秉成诗文集》中，竟无一篇提及家中女眷，仿佛这些陪伴他半生的妾室从未存在。1895年，沈秉成在苏州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家产平均分给所有妾室，让她们可自主选择留府或改嫁。但据其家族后人回忆，多数妾室因无子女依靠，最终还是留在了沈家老宅，直至终老。 沈秉成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既有书香门第的底色与官场精英的才干，又有着违背传统礼教的生活选择；既通过“不立正室”规避了政治风险，却也因“纳妾过多”留下了骂名。从他的经历中，既能看到晚清士大夫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也能窥见封建官场背后复杂的生存逻辑。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