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生命垂危，在医院他对于右任说：我很痛，估计是活不成了。我在南京、北京和东京都有大量的存书，委托老兄把它捐给南京图书馆。我一生投身革命，家贫无钱，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和黄兴老兄，包括我的其他朋友能为我照料。 1913年3月的上海格外清冷，对于31岁的宋教仁来说，这种冷意最终凝固在了火车站的月台上，当那颗带有剧毒的子弹穿透他的腰部深入内脏时，医生很快就给出了“回天乏术”的判决。 遇刺前的宋教仁正站在人生政治理想的高光时刻。他刚牵头完成国民党的组党整合，在国会选举中拿下多数席位，兜里揣着精心拟定的内阁组建方案，满心盘算着北上后如何凭借议会政治制约袁世凯，把共和制度落到实处。要知道，他从20岁追随孙中山组建华兴会开始，就没少为“宪政”二字折腾——东京留学时埋首翻译西方宪政著作，辛亥革命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连国民党的党纲拟定，都死死扣住“责任内阁制”不放，就是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送医后的两昼夜，宋教仁没少忍受剧痛，但清醒时念叨的仍是国事与后事。医生切开伤口取子弹时发现，弹头早已被涂满剧毒，毒素顺着血液蔓延全身，再好的医术也难挡生机流逝。他攥着于右任的手反复叮嘱，存书要捐给图书馆，是因为那些书里藏着他未竟的宪政理想，想留给后来人接着研究；牵挂老母幼子，是因为常年奔波革命，他欠家人太多陪伴，连家里的生计都没顾上打理——这份赤诚，让守在床边的革命同志无不落泪。 案发当天，上海警方就展开追查，没几天就抓获凶手武士英，顺着线索揪出了幕后指使者应桂馨，而应桂馨与袁世凯政府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着密切往来，甚至查获了两人之间的密电。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原本对议会政治抱有期待的民众瞬间看清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孙中山从日本紧急回国，力主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的烽火很快燃起，可此时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兵力装备也远逊于北洋军，仅两个月就宣告失败。 宋教仁的遇刺成了民国初年民主进程的一道分水岭。他用生命践行的议会道路，没能抵过枪口的威胁，此后北洋军阀掌控政局，共和制度名存实亡。但他留下的宪政理念没有消失，那些捐给图书馆的书籍，后来成了研究近代民主思想的重要史料，而他“为宪政牺牲”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人追求民主与法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