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式发布在华日本人最新统计：外务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在华日侨人数为9.75万，较2012年的15.03万减少35%，创下多年来新低 十年前，中国是日本人在海外最热衷落脚的目的地之一，北京、上海、广州的日企白领扎堆，日语培训班爆满，日式便利店一家接一家。 2012年，也就是中日在经济合作上的“蜜月期”高峰，中国的日本人数量一度冲到15万以上，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工厂”，日本企业一窝蜂地在华设厂、设点，派驻了大量日籍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但到了2024年，只剩不到10万日本人留在中国生活，这35%的下降幅度不是短期波动，而是十年间持续演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旧时代的落幕”。 原因其实不难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十年来快速上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便宜又好用”的制造天堂。 以制造业为例，2005年时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千元人民币，如今不少城市的制造业工人月薪已过六七千，成本翻了五六倍，对日本这些精打细算的企业来说，自然要考虑“把蛋放到更多篮子里”。 于是，大量日企开始把工厂搬去越南、泰国、印尼，这些国家不仅工资低，而且政策宽松、税收优惠，吸引力直线上升。 尤其是像本田、日产这样的大型车企，2024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集体“跳水”：本田跌了30.9%，日产甚至关闭了常州整车厂，裁员9000人，这些企业的动作，直接影响了在华日本人的就业规模和生活需求。 但别误会，这不代表日企全面撤离中国，恰恰相反，数据显示2024年在华日本企业数量不减反增，从2022年的12706家增至13034家，这说明什么？日企并没有撤，而是在“调结构”、“换打法”。 随着人力成本上升，日企开始逐渐放弃“派人来中国盯着干”的老套路，转而推行“本地化深耕”战略，什么意思？就是用中国人干中国的活儿，不再大批派驻本国员工。 这种变化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人少了，但企业还在，比如，2024年日本人在上海的人数为34681人，比上一年减少了2000多人，但同期在沪日企数量却并未明显减少，这说明企业还在运营，只是更依赖本地人才。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成本效率考量，派一个日本人来中国，不光要付高薪、提供住房、安排子女教育等福利，还可能面临语言障碍和文化适应问题。 而用一个懂日语、熟悉中日商业文化的中国人，不仅成本低，沟通效率还高，何乐而不为？ 除此之外，安全因素也逐渐成了日企高管考量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个别日籍人员在华因涉嫌违法被调查，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关注，也让企业在派遣人员方面变得更加谨慎。 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足以让一些保守的日本企业“收紧”派遣机制，能不派就不派。 说到底，日企正在变得越来越“本地化”，他们不再把中国当成一个“外派任务地”，而是当作“第二市场”，甚至是战略重地，这种变化，不再依赖“人头”，而是依赖“根扎得够不够深”。 从表面看，在华日本人减少似乎是“撤退”的信号。但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却是另一番景象。 202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依然高达3083亿美元，中国依旧稳坐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宝座，不仅没脱钩，反而“链接”得更紧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欧美市场，2022年日企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8.4%，而在欧美市场通常只有10%左右，甚至更低。 这说明中国市场虽有挑战，但依旧是日本企业最赚钱的一块阵地，尤其是在高端制造、材料科技、绿色能源等领域，中日之间的合作更加深度融合。 比如，日本有40%的镓供应依赖中国，而中国在高端光刻机材料、电子元件等关键技术上依赖日本，双方在产业链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定了即使竞争激烈，也脱不了钩。 这是一种典型的“竞争中的合作”，或者说，“有摩擦的依存”，虽然中日之间在一些地缘政治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经济层面，彼此依然是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之一。 日侨人数的下降，并没有破坏这种经济结构反而促使双方在“质量”而不是“数量”上的合作更进一步。 中日经济联系早已不是靠人口堆积的时代，而是靠技术、市场和战略的匹配。在这个过程中，谁能更好地适应彼此的变化，谁就能在未来的合作中抢得先机。 所以，与其说“日本人正在离开中国”，不如说“日本企业正在重新理解中国”，这场变化的背后，不是疏远，而是深耕；不是脱钩，而是重构，这才是值得我们真正关注的地方。 信息来源：日企在华业态进化图谱——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