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糊涂，你也糊涂吗？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不会失败的。我们相处几十年，你们这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贾汪起义前，第59军第38师副师长于麟章劝说手下部队参加起义，该师第114团团长团长赵海风（一说樊仑山）对此非常气愤，他这样表示。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早有爱国传统，1933年长城抗战，他们用大刀拼过日军；1938年台儿庄战役，伤亡过半仍死守阵地。 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地下党已在此经营多年，于麟章正是被他们点燃的“火种”。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承诺提供12亿美元军援，第一批M3A3坦克运抵徐州时，国民党徐州“剿总”特意组织军官参观。 赵海风亲眼见过坦克履带碾过街道的震撼，却没看见这批装备中有三分之二被堆在连云港港口生锈。 国民党军政要员正忙着将兑换的美元通过瑞士银行汇往海外，仅第59军军长刘镇三就挪用军饷在上海购置了3处公馆。 第三绥靖区总司令冯治安早已察觉异动，将张克侠软禁在徐州城内，派2000名“警备部队”贴身监视何基沣。 11月7日傍晚，冯治安以“商讨防务”为名，将师以上将领全部召到徐州公馆开会，实则想一网打尽。 会议从深夜开到8日凌晨1时，张克侠借口“前线紧急需回部队部署”，在随从掩护下跳上吉普车，闯过三道哨卡，才在凌晨4时飞驰到贾汪。 此时的南京，蒋介石派宋美龄飞赴美国游说，却被杜鲁门冷遇，杜鲁门一向不支持对蒋大量援助，认为他只会将部队送掉。 团长口中骂的“糊涂师长”，是第38师少将师长杨干三，他自然不是“糊涂人”。 当时第59军军长刘振三托故溜去上海，把烂摊子丢给了副军长孟绍濂，而孟绍濂自己也反感这场战争，不愿去弹压地下党的兵运工作。 孟绍濂甚至还向犹豫的杨干三等人讲过，打不赢解放军，而中央一定不会放部队撤回去，毕竟59军是杂牌部队，他们早就想撤销59军番号了，因此部队除了起义，其实已经没有出路了。 因此，即便团长对起义表示反对，也无法向上检举于麟章，至于更高级别的冯治安，他也无法离开团部去联系。 贾汪指挥所里，何基沣与华野代表杨斯德已做好万全准备，原本约定8日上午10时起义，但张克侠带来紧急情报：华野三纵已逼近运河防线，若不提前行动，起义部队可能与解放军发生误战。 两人当机立断：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以“司令部紧急集合”为号。 这一决策，让于麟章的劝说变得更加紧迫，他再次找到赵海风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现在走，是跟着弟兄们活；等天亮，要么被解放军打垮，要么被冯治安当叛匪枪毙。” 于麟章将一份解放区的家属安置文件拍在桌上，“你的家人，我们已经安排人接应到临沂，安全有保障。” 这样软硬兼施下来，赵海风便没有理由再反对了，他当即表态响应起义，但他还表示：“不许为难不愿起义的弟兄，让他们自行回家。” 于麟章大喜，因为起义本来就定好了这样办，不愿参与者发给路费回家，如今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 而临沂就是华野根据地的首府，这里是当年抗日的时候从日本人手中抢来的。 11月8日清晨七点，贾汪的营房里响起集合号，2.3万名官兵举起义旗，打开了徐州东北的三道防线，像一把尖刀捅破了国民党的防御网。 华野三纵顺着起义部队让开的道路直扑陇海铁路，刚从新安镇出发的黄百韬兵团，退路瞬间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 西柏坡的主席接到捷报，提笔写下“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随后十天，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12兵团相继动摇，徐州“剿总”的防御体系从内部彻底崩塌。 杨干三与于麟章一起，带着改编后的第38师加入华野第33军，经过改造之后，主攻上海苏州河防线。 114团在团长的带领下，顺利完成“解放”，随后便参加了碾庄攻坚战。 1955年授衔时，于麟章被授予大校军衔，他晚年常说，最对的选择是贾汪那个寒夜，没辜负跟着他的弟兄。 杨干三后来担任师长，后来转入地方行政工作，没有参与授衔，1981年病逝，赵海风转业后回了家乡当农机站站长，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如今的贾汪，煤窑早已变成生态公园，当年的战场长满了花草，起义旧址的营房里，那张八仙桌仍摆在展厅中央，桌面上的裂痕像一道醒目的警示。 讲解员总会说起那个寒夜的对话，告诉参观者：“赵团长骂杨师长糊涂时，没看懂美国人的军援救不了失民心的政权；而杨师长的犹豫与决断，恰恰证明——再难的选择，站对了人心就不算错。” 历史的天平，从来倾向顺应民心的一方。贾汪起义的意义，不只在于打开了徐州的大门，更在于它撕开了“外援万能”的谎言。 75年后再回望，那些寒夜里的抉择早已化作这片土地的烟火气——这，就是对“顺应历史”最好的回报。 参考信源： 贾汪起义旧址： 收获淮海战役第一捷 2021-09-08 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