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冈村宁次在东京去世，临终前他说过一句话：“唯独湖南人让我心有余悸。”这个侵华战犯为什么会这么说？ 1966年9月，在这个秋意渐凉的东京，冈村宁次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作为曾经统辖百万日军的侵华头目，这个在日记里向来鄙夷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战犯，临终前却留下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感叹：“唯独湖南人让我心有余悸。” 没人知道，冈村宁次的这句感叹，是用日军数十万兵力的伤亡、七年之久的拉锯战换来的。作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总司令，他打过中国十几个省份，见过平原的溃败、山城的坚守，却唯独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尝到了最彻底的挫败——这里没有一触即溃的防线，没有望风而逃的军队，只有死战不退的军民，和让日军寸步难行的“铜墙铁壁”。 湖南的战略位置，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里会成为厮杀的焦土。它地处华中腹地，是长江中游的屏障，控制湖南就能打通南北战线，西可进川渝，东可逼江浙，是日军妄图灭亡中国的“必争之地”。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冈村宁次就制定了“攻略湖南，摧毁中国抗战中枢”的计划，可他没想到，这一攻，就是七年，直到日本投降，日军都没能彻底占领湖南。 让冈村宁次最头疼的，是湖南军民创造的“天炉战法”。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结合湖南多山、多水、多丘陵的地形，布下了层层防线：先让日军突破外围，再诱敌深入，利用河流、山地分割日军，最后集中兵力围歼。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亲自督战，带着10万兵力气势汹汹而来，却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之间被层层消耗，等冲到长沙城下时，早已是强弩之末。会战结束，日军伤亡达4万余人，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湖南战场的抵抗强度，远超预期，敌军士兵至死不退，民众亦多持械袭扰，补给线屡遭破坏。” 更让日军胆寒的，是湖南人的“霸蛮”性子。“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这句湖南俗语，在抗战中变成了最硬核的抵抗。1943年常德会战，日军集中10万兵力围攻常德，守城的第57师师长余程万，带着8000将士死守孤城。日军动用了毒气弹、燃烧弹，把常德城炸成一片焦土，士兵们就在断壁残垣里和日军肉搏，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用拳头。最后8000将士只剩300余人，余程万师长写下绝笔：“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直到援军赶到，才守住了常德。冈村宁次后来回忆：“常德之战，敌军士兵明知必死，仍向我军冲锋，其悍勇程度，为侵华以来所未见。” 湖南的抵抗，从来不是军队的孤军奋战。日军在湖南农村行军时，常常遭遇百姓的自发袭击：农民放下锄头拿起鸟铳，妇女们在食物里下毒，孩子们偷偷破坏日军的交通线。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一支运输队在浏阳河附近被村民伏击，300多名日军被手持锄头、镰刀的百姓围堵，最后只有几十人突围。冈村宁次曾在命令中要求“严厉清剿湖南乡村的抵抗分子”，可越清剿，抵抗越猛烈——湖南百姓知道，日军占领家乡后，只会烧杀抢掠，唯有死战，才能保住家园。 冈村宁次在湖南战场吃的亏，远不止这些。1942年浙赣会战，日军本想打通浙赣线，却在湖南东部遭遇顽强抵抗，沿途的隧道、桥梁被百姓炸毁，日军行军时还要时刻提防冷枪、陷阱。1944年长衡会战，日军用了6个月时间才占领衡阳，却付出了6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守衡阳的第10军，只有1.7万人，坚守了47天，创造了抗战史上守城时间最长的纪录。这一战后，冈村宁次彻底明白，湖南这块土地，是日军永远啃不动的“硬骨头”。 这位战犯的“心有余悸”，从来不是对湖南人的敬畏，而是对顽强抵抗的恐惧。他看不起中国军队的装备，看不起中国百姓的“简陋武器”，却忘了，当一个民族被逼到绝境，当一块土地上的人都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任何强大的武力都无法征服。湖南军民的抵抗，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缩影——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充足的补给，却凭着一腔热血和不屈的意志，硬生生挡住了日军的铁蹄。 冈村宁次的临终感叹，成了历史的注脚。它印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侵略者，都无法战胜一个团结一心、顽强抵抗的民族。湖南人用鲜血和生命，在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霸蛮”，是面对侵略时的挺身而出，是守护家园时的死战不退，这种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