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卷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最后一缕气息。 这位为兴复汉室耗尽毕生心血的智者，临终前留下的不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还有一份关乎蜀国命运的人事安排——力荐费祎作为核心辅政大臣。 谁也没想到，这份被历史验证的英明举荐，最终会因费祎的一次误判，走向截然相反的结局。 诸葛亮看中费祎，绝非偶然。 早在《出师表》中，他就盛赞费祎“志虑忠纯”，是可托付国事的良才。 这位早年孤苦、凭借才学入蜀的大臣，确实没辜负诸葛亮的信任。 出使东吴时，面对孙权和诸葛恪等人的言辞刁难，他对答如流不卑不亢，被孙权赞为“蜀国肱股之臣”；丞相府中，他居中调停魏延与杨仪的死磕，让这两位旷世奇才得以各司其职，不致因内斗误国。 诸葛亮死后，费祎从后军师一路升至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蜀汉实际掌舵人。 他延续诸葛亮、蒋琬的治国方略，休养生息不妄动刀兵，外保边境无事，内安百姓民生，让国力本就薄弱的蜀汉安稳度过了二十年太平岁月。 史书记载，费祎处理政务效率惊人，即便边饮酒宴客边处理公务，也从无遗漏，其才略让继任者董允自叹不如。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稳住蜀汉二十年的贤相，临终前的一次人事推荐，却为蜀国的覆灭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 公元253年，费祎在汉寿的宴会上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杀，临终前他力荐的接班人，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侍中陈祗。 费祎看中陈祗的，是他仪表堂堂、兼通技艺的才名，以及处理宫廷事务的圆滑手腕。 但他没能看透，这位表面光鲜的大臣，骨子里缺少治国者的远见与底线。 陈祗上位后，迅速颠覆了费祎的执政理念。 费祎在世时，始终克制姜维的北伐诉求，认为“小国宜息民养兵”，而陈祗却极力支持北伐，与谯周等主和派展开激烈辩论，甚至纵容姜维频繁兴兵。 更致命的是，陈祗为巩固自身权力，主动勾结后主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 在此之前，董允担任侍中时，始终严厉约束黄皓，使其不敢干预朝政；而陈祗不仅对黄皓听之任之，还与之互为表里，逐渐让这位奸宦染指权力核心。 随着陈祗兼任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其权力一度超越常年在外征战的姜维，蜀汉朝堂形成了“后主昏庸、陈祗擅权、黄皓乱政”的危险格局。 陈祗的倒行逆施，很快让费祎留下的稳定局面化为乌有。 对内，黄皓凭借陈祗的纵容和后主的信任，开始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朝堂上下乌烟瘴气，忠良之臣或被排挤或遭陷害；对外，姜维的北伐在陈祗的支持下变得毫无节制，短短几年间发动多次大规模征战，耗尽了蜀汉多年积累的国力。 要知道，蜀汉全国人口不足百万，却要支撑数万大军常年在外作战，百姓赋税沉重，国库日益空虚。 陈祗活着时，还能凭借自身权势与黄皓形成微妙制衡，可他一死，失去约束的黄皓彻底把持朝政，连姜维都不得不屯田沓中避祸。 公元263年，当司马昭的三路大军南下时，蜀汉早已不是费祎主政时的稳固模样。 黄皓听信巫祝之言，劝说刘禅不必设防，导致魏军长驱直入；而常年北伐耗空的国力，让蜀军根本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当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时，后主刘禅在谯周等投降派的劝说下，最终选择献城投降，存在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此覆灭。 回望这段历史，诸葛亮荐费祎，是知人善任的典范，让蜀汉在失去核心后仍能延续生机；而费祎荐陈祗，却成了一步满盘皆输的错棋。 陈祗或许并非天生的奸佞，但其短视的政治眼光、贪婪的权力欲望，以及对宦官乱政的纵容，亲手摧毁了蜀汉的根基。 正如史家常璩所言，自费祎死后，黄皓专权，蜀汉的灭亡便已注定。 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治国者的识人眼光，从来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诸葛亮一生英明，却没能料到自己的继任者会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这段历史不仅让后人唏嘘，更留下了千古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