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农妇去卖鸡蛋，走到半路被一群土匪糟蹋了，完事了，她见篮子里的鸡蛋还好端端放在那，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多大的事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抢我鸡蛋呢。”然后提着篮子往市场走去了。 乡间小路的泥土沾在她的衣角，晨露还没完全蒸发，带着点凉丝丝的湿气。她走得不快，脚步却稳当，路过溪边时弯腰掬了捧清水，简单洗了洗手和脸，又扯了扯被扯皱的衣襟。篮子里的鸡蛋一个个圆滚滚的，裹着干净的稻草，没磕着没碰着，她掀开布帘看了眼，嘴角不自觉牵起一点浅浅的笑意。这二十个鸡蛋是她攒了半个月的收成，家里的小儿子等着买笔墨，老头子的腿疾需要抓药，全指望这筐鸡蛋换些碎银子。 赶到集市时，天刚大亮，喧闹的人声渐渐起来了。她找了个熟悉的角落放下篮子，刚把布帘掀开，就有相熟的婶子凑过来：“大妹子，今天怎么来晚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农妇笑着应答：“路上耽搁了会儿，不碍事，鸡蛋都新鲜着呢。”婶子看着她脸上淡淡的泥印和略显凌乱的头发，想多问两句，却见她已经熟练地给问价的主顾拣鸡蛋，动作麻利，脸上看不出半分异样。 一上午的功夫，鸡蛋就卖得差不多了。她仔细把银子包在帕子里，贴身放好，又去药铺抓了老头子的药，给儿子挑了捆整齐的竹笔。路过杂粮铺时，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两斤白面，想给孩子们改善改善伙食。往家走的路上，遇到同村的猎户，对方看着她孤身一人，忍不住说：“你一个妇道人家，以后赶早集还是找个人搭伴，前阵子听说这附近有土匪出没。”农妇点点头，脚步没停：“晓得了，下次会注意的。”她没说自己刚遭遇的事，不是刻意隐瞒，只是觉得没必要挂在嘴边，日子总要往前过。 回到家时，小儿子正趴在门槛上写大字，见她回来，蹦蹦跳跳地迎上来：“娘，鸡蛋卖完了吗？先生说我的字有进步，还夸我呢。”农妇放下篮子，摸了摸儿子的头，把竹笔递给他：“卖完了，你好好学，以后考个功名，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老头子坐在院子里编竹筐，看到她买回来的药和白面，皱了皱眉：“怎么买这么多东西？省着点花。”她笑着应道：“今天鸡蛋卖了好价钱，该补补身子。” 晚饭时，一锅白面馒头冒着热气，配着自家腌的咸菜和一碗野菜汤，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农妇看着家人的笑脸，心里的那点委屈像被热气蒸散了似的，烟消云散。夜里，她躺在铺着稻草的床上，想着白天的遭遇，不是不难过，只是在那样的年月里，底层百姓的日子本就充满坎坷，哭哭啼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鸡蛋没丢，家人安好，还有力气继续劳作，这就已经是天大的幸事。 后来，村里渐渐有人听说了她遇到土匪的事，有人佩服她的坚韧，也有人私下议论她“心大”。她听到了也不辩解，依旧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该养鸡养鸡，该种地种地，闲暇时还会帮邻里缝补浆洗。有一次，邻村的妇人遭遇了难处，哭哭啼啼来找她诉苦，她一边帮对方纳鞋底，一边轻声说：“日子就像地里的庄稼，难免遇到风吹雨打，只要根还在，就总能长出新苗来。” 她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始终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活的磨砺中坚守着。她不是不懂得痛苦，只是选择把痛苦埋在心底，把希望捧在手里。那些看似“心大”的背后，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生活的敬畏，更是在困境中自渡的智慧。就像杨绛先生说的，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但只要向阳而生，就总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这个故事，是听村里的老人代代相传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