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签证博弈突然升级！印方刚提出 “保证印度公民过境不被无故拘捕” 的要求，国内就掀起收紧对印签证的提议，10 万美金存款证明、个人卫生保证书等条款引发热议。 中印签证博弈的升级看似突然，实则是两国间长期积累的信任赤字与民间行为摩擦的必然爆发，印方抛出的“保证印度公民过境不被无故拘捕”的要求，表面上打着维护公民权益的旗号，实则刻意回避了部分印度公民在华屡屡出现的不当行为，这种选择性忽视恰恰是矛盾激化的关键。 疫情前的2019年，中印间人员往来曾高达106.74万人次，其中印度公民入境中国内地就有86.96万人次，频繁的人员流动本应是增进理解的桥梁，却因部分人的漠视规则变得磕磕绊绊。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庐山石门涧景区的“爱池”事件，2025年4月，三名印度游客无视岸边“禁止下水”的醒目警告牌，直接脱衣赤膊跳入水中搓澡，不仅带来了香皂等全套洗浴装备，还把景区用于应急的救生圈当成了玩水玩具，洗完澡后便留下香皂盒扬长而去，全然不顾这一行为对景区生态和公共安全的影响，最终景区只能将相关情况移交九江市出入境管理局处理。 无独有偶，广州地铁四号线也曾出现过三名印度乘客的不当行为，他们在车厢内将湿衣服晾在扶手旁，还直接席地进行手抓饮食，即便工作人员及时制止并批评教育，这种无视公共秩序的行为仍让同车乘客倍感不适。 而经过多年治理、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的北京亮马河，作为“首都金名片”，也难逃部分印度公民的随意对待，擅自下河洗涤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河道生态，更辜负了当地政府每年投入3000万立方米再生水维护的心血。 这些行为绝非个例，而是逐渐积累的摩擦，它们冲击着中国民众早已习惯的公共规范，也一点点消耗着东道主的善意。 印方在提出要求时，显然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任何国家的公民在境外都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公共秩序，所谓“无故拘捕”从来都站不住脚，中国的执法行为始终基于事实和法律，针对的是具体的违法行为而非特定国籍。 更值得玩味的是，印度自身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政策早已设置了重重门槛，在暂停对华旅游签证五年后，2025年恢复签证时，不仅要求申请人提供至少1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证明且冻结三个月，还需提交“无犯罪证明公证”，取消了便捷的电子签证通道，申请人必须亲自前往北京、上海或广州的指定地点递交材料并按指纹，这与他们要求中国“便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两国间信任的严重缺失，五年间，中国向印度人发放了5万份签证，几乎是同期印度给中国签证数量的25倍，中方的善意并未换来对等的回应，反而让部分印度公民产生了特权错觉。 国内掀起的收紧对印签证提议，包括10万美金存款证明、个人卫生保证书等条款，本质上是民间不满情绪的集中表达，并非官方最终政策，但这背后反映的诉求值得深思。 要知道，中国对印度公民的签证要求原本相当宽松，2024年8月更新的规定中，普通旅游签证仅需提供不少于10万卢比的存款证明，办理周期最快仅需3个工作日，还对未满14周岁、超过70周岁等人群免除指纹采集，甚至允许委托代办，相比印度的严苛已经足够包容。 但频繁发生的公共秩序冲突，让民众不得不担忧：缺乏基本规则意识的游客入境后，是否会给公共环境、生态保护和其他民众的正常生活带来困扰？庐山“爱池”的水质维护、亮马河的生态治理、地铁运营的有序保障，都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这些投入本是为了惠及所有遵守规则的人，却要为少数人的不当行为额外付出治理成本，这种失衡自然会引发不满。 从更深层来看，签证博弈的背后是中印关系的微妙处境。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冻结中国公民旅游签证、停飞直航，导致两国人员往来断崖式下跌，中国公民赴印签证从每年20万份骤降至不足2000份。 尽管中方率先释放善意，放宽印度技术工人商务签证限制，恢复印度香客赴藏朝圣活动，但印度在恢复直航、互派记者等关键问题上始终拖延，甚至在对华签证开放时仍设置高门槛，这种试探与防备让双边信任难以重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济上两国早已深度绑定，2023至2024财年两国贸易额达1184亿美元，超过一半的印度人每年都会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印度电子产业所需的元器件更是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但民间层面的摩擦却在不断给双边关系添堵。 部分印度公民的不当行为，或许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这绝不能成为漠视规则的借口。公共场合禁止赤膊洗浴、地铁内不随意饮食、不擅自进入禁止区域，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准则，并非中国独有。 印方若真的想维护本国公民在华的合法权益，更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公民出境前的规则教育，而非一味向中方提要求。 国内的收紧提议虽然引发热议，但本质上是希望通过更严格的筛选，让真正尊重规则、愿意友好交流的人来华，这既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是对正常人员往来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