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年羹尧得知消息自己将被问斩，索性将已经怀有身孕的小妾送给了一个落魄秀才，并特意叮嘱孩子出生之后要姓“生”。秀才本有疑问，听了年羹尧的一番话后，立刻下跪叩首，随后带着小妾离开了。 往年冬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府门外车马盈门，求见送礼的人能排出几里，门前石狮都透着威风。如今大门紧锁，院落冷清，连石狮子都仿佛蒙了灰。 年羹尧披着棉袍坐在书房，炭盆里的火一点点黯下去。他从杭州被革职押回京城，圈在这座曾经辉煌如今空荡的宅子里，等着雍正最后的裁决。 九十二条罪状密密麻麻压下来，功高震主、骄纵跋扈、结党营私，从夺嫡旧事到平乱之后“先看圣旨再下诏”的作派，雍正心里那根刺早已扎死，他很清楚，这一局已经没了回旋余地。 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并不是自己的死期，而是年家的血脉。长子年富、次子年盛早就被盯上，罪一落，必然株连，年氏子嗣一个难逃。偏偏此时，还有一个消息没出城门，在杭州那头，有一位小妾正怀着他的孩子。 芸娘不过二十出头，跟他时还是个清倌人，如今肚里已是三月身孕。照律例，自己一旦赐死，家产抄没，家眷发配为奴，这对母子断无生路。他太了解雍正，不会把任何可能的祸根留在眼前。 要保住这一点“生口”，只能悄悄托付给局外之人。不能是朝中旧交，他们此刻避之唯恐不及；不能是宗亲，一牵就牵出整族的案子。 他想起多年前收留过的一个穷秀才，那时对方屡试不第，穷得揭不开锅，是自己出手周济了一把。此人出身寒门，无官无职，干净又讲信义，反倒是最合适的遮掩。 夜色将沉，老管家从后门把秀才悄悄领进府。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布长衫，冻得发抖，一见年羹尧就跪地称“大人”，却被他苦笑打断，说自己如今只是待罪之身。 他屏退左右，直截了当开口，说芸娘已怀骨肉，自己死后母子必无活路，想托付给他，带着远走，找个偏僻小镇隐居，把孩子抚养成人。秀才吓得脸色发白，接罪臣家眷几乎等于自投罗网，连连推辞。 年羹尧指向角落那只旧箱子，里面是五百两黄金和几口银器田契，说这一趟绝不会让他白冒风险，只是有一个条件，孩子生下后不可姓年，也不能随他姓周，要改姓“生”。 秀才愣住了，他耐心解释，把年字上头的一点挪到下面，就是个生字，这一改，表面上斩断了和年家的联系，骨子里却还留着一笔血账。 他说自己少年从军，平定青海、西藏，威震西北，封公拜将，算是走到权势的顶点，如今却成了“污吏榜样”，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年这个姓成了催命符，他不愿孩子背着这两个字抬不起头。改姓生，只盼他像普通人那样平平安安地活下去，生生不息，这便是他最后的心愿。 秀才听完，心里翻涌，一面看着那箱银钱，一面看着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权臣，终究在地上一连磕了几个头，发誓一定护住芸娘母子，视如己出，按吩咐改姓生，如有违背，天理难容。年羹尧看着他，缓缓点头，又叫人暗中备下一队人马护送，嘱咐趁夜离开，再不要回头。 不久，赐死的旨意从宫里下达，一代枭雄在四十七岁时饮恨收场，连个明墓都不许留。 与此同时，一辆不起眼的车从杭州悄然驶出，车上坐着芸娘、秀才和那几只承载着未来的箱子。他们一路往江都、扬州一带去，在人烟稠密处悄悄落脚，换了名字，说是本地生姓人家。秀才名义上娶了芸娘为妻，却始终守着托孤时那份分寸。 孩子出生后便随母姓生，他从小只知道自己是生家后人，不知道年家的旧事。十岁时已经会读书写字，喜欢在油灯下描摹碑帖。十一岁那年，母亲在他枕下放了一块玉，上面刻着“生年不忘”四字，他不懂，只当是长辈的期许，直到再大些，才慢慢明白这四个字压着怎样的重量。 生，是今后的姓；年，是不能说出口的姓。 后来的族谱中，始祖的名字被刻成“讳不详”，字号也一律不传，只留下一句“年庚藏匿，不敢明言”。老人们教后辈的祖训很简单，说话可以失误，祖上的名字却万万不能泄露。 风水转了几度，朝代更迭，年羹尧的功过在史书里时冷时热，那一笔“污吏榜样”的评语也被后人反复争论。可是扬州一带的某户生姓人家，每到清明仍然会在家庙里对着一块空牌位焚香烧纸，孩子们只知道这是“祖上留下的规矩”，却很少有人真弄清那块牌位背后的故事。 改姓生，不是他对皇权屈服的标记，更像是在绝对权力下留下的一点倔强。对一个注定要死的权臣来说，求活已经不可能，他求的是血脉还能在世间悄悄流转，不至于在一纸诏书里被抹得干干净净。 哪怕年字再也不能高声说出口，哪怕族谱里只剩下模糊的一页，这一笔从年到生的改动，还是让一条血脉躲过了刀斧，在历史的夹缝中默默活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