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红烛泪还在淌着，新娘张琼华的手僵在半空。她头上那顶绣着鸳鸯的盖头，自己掀开了一半，又颓然落下。满屋子红彤彤的喜庆摆设，这会儿看着扎眼——多热闹都是别人眼里的，落到自己身上，只剩一床冷被褥，和窗外黑漆漆的夜。 这事儿听着就憋屈。张琼华哪里丑？无非是旧式家庭里长大的姑娘，裹了小脚，梳着老式发髻，穿着宽宽大大的嫁衣，脸上带着怯生生的惶恐。她没见过什么世面，但嫁人前，也偷偷盼过举案齐眉的日子。可郭沫若不一样，他那时虽然年轻，心早就飞出了四川乐山那个小地方。他读新书，向往自由，满脑子都是“反抗旧礼教”。这桩父母之命的婚姻，在他眼里就是封建枷锁的第一道扣，而张琼华，不幸成了那枷锁最具体的象征。 那晚之后，郭沫若是真走了，第五天就坐船出了川，把新娘子一个人扔在了老家。这一走，就是整整二十六年。张琼华呢？她就那么守着，守着空房，守着“郭家媳妇”这个虚名。公婆倒是怜她，她也尽心侍奉。可漫漫长夜，一个女人的青春、念想，就在这无望的等待里一点点磨成了灰。她要个孩子，最初或许是想拴住丈夫，到后来，恐怕只是想要一点陪伴，一点在这深宅大院里活下去的微薄指望。这指望，郭沫若没给她。 你说郭沫若心狠吗？站在张琼华的角度看，那是真狠。可把他放回那个激荡的年代，又能咂摸出别的滋味。他是要成为斗士、文人、历史弄潮儿的人。他后来的感情生活，那叫一个轰轰烈烈。在日本，他与佐藤富子（安娜）自由恋爱，生儿育女；回国后，又与于立群相伴。他在文章里呼喊解放、追求爱情，活得肆意张扬。而张琼华，始终是他辉煌人生序幕里，一个被匆匆撕掉、巴不得遗忘的暗淡页脚。 这里头有个刺人的矛盾。郭沫若一生反抗封建，追求个性解放，这没错。可他的“解放”，某种程度上，却是以另一个女人的终身禁锢为代价的。他挣脱了他的枷锁，却把更沉的枷锁留给了张琼华。旧式婚姻吃人，吃的往往是那个动弹不得、无处可逃的人。张琼华有什么错？她不过是按照当时社会给女性设定的唯一剧本，扮演了一个妻子。剧本烂，但她也只能演下去。而郭沫若，他有才华、有勇气、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剧本，却从未想过，帮戏台上的“搭档”也松一松绑。 郭沫若后来倒是回过一次家，那已经是1939年，他父亲去世。张琼华忙前忙后，以媳妇的身份操持葬礼。郭沫若对她，有尊重，有歉意，给了她一些经济上的保障，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她得到了一本他写的书，扉页上题了字；得到了他一句“你是我名誉上的妻子”。名誉上的——轻飘飘几个字，概括了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活寡。 想想真不是滋味。那个时代，觉醒的男性文人不少，类似的悲剧一出一出地上演。鲁迅有朱安，徐志摩有张幼仪……他们迈向新世界的步伐，常常踩在旧式发妻的心上。我们理解时代局限，理解个人追求自由的正当，但总忍不住替那些“张琼华们”问一句：我的活路呢？我的“人”的价值呢？难道就因为我不识字、缠小脚、不懂新思潮，就活该成为时代换轨时，被无情甩下的那节车厢？ 张琼华活到1980年，孤独终老。她一辈子都没和郭沫若离婚，死后葬在乐山，墓碑上刻着“郭沫若夫人张琼华”。这个她用一生孤独换来的名分，不知是安慰，还是更深的讽刺。她像旧宅院里一个安静的影子，看着那个名义上的丈夫在历史舞台上光芒万丈，自己则慢慢隐入时间的尘埃。她那一夜哀求要的“娃”，始终没来；她想要的一点温暖和陪伴，也从未得到。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那座山，郭沫若们掀翻了，跨过去了；而张琼华们，却被永远地压在了下面。自由恋爱固然美好，但真正的进步，或许不该仅仅是一部分人的华丽转身，还应包含着对无力转身者的起码顾盼与安置。可惜，历史匆匆，常常顾不上这么细的慈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