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冬，我亲手把丈夫送进劳改队，37年后他戴着“特赦证”回家——却把结婚证烧了，说：“桂枝，咱重新拜堂！” 我叫桂枝，娘家是城郊的菜农，丈夫文清是镇上的中学教员。1949年的红绸子还挂在房梁上，字里行间的喜字没褪色，他就被人举报了。 举报信说他曾在民国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字里行间有“不当言论”。那几天，文清天天被喊去问话，回来就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把青石板烫出一个个白印。我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看着他熬红的眼睛，心里跟揣着块冰。 组织上的人找我谈话，说只要我主动揭发，再把他送过去，能算他“坦白从宽”。我整夜没合眼，油灯芯烧得噼啪响，照亮了墙上的结婚证。我知道，我不送他去，他可能会受更重的处分，我送他去，至少能保他一条命。 转天清晨，我把他的铺盖卷捆好，塞进两件我连夜缝的棉袄。他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儿子的脸，跟着我走了。走到劳改队门口，他回头看我，说：“桂枝，等我。”我点点头，眼泪砸在冻硬的土路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那年我26岁，带着个吃奶的娃，守着三间破土房。街坊邻居有人同情，有人指指点点，说我心狠，说我攀高枝。我不辩解，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地里摘菜，挑到镇上卖，换点粗粮养活儿子。 文清在劳改队的日子不好过，我每年能去看他两次，每次都要走几十里山路，背上背着新做的布鞋、腌好的咸菜，还有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他瘦得脱了形，胳膊上有干活磨出的茧子，却总笑着说自己在里面学了木匠活，等出来给我打个新衣柜。我看着他，想说句软话，话到嘴边却成了“好好改造，我等你”。有媒人上门，说给我介绍个鳏夫，老实本分，能帮我拉扯孩子。 我把媒人撵出家门，关上门就哭。我知道文清没做错什么，他只是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读了几本“不合时宜”的书。我守着这个家，守着那句“等我”，一守就是37年。 儿子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娶了媳妇，生了孙子。我从青丝熬成了白发，腰杆也弯了，走路得拄着拐杖。每年去看文清的路，从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我从走路变成了坐拖拉机，后来又坐儿子开的小汽车。他的信从来没断过，字里行间还是当年的温和，只是越来越瘦的字迹里，多了些对岁月的感慨。 1991年的秋天，儿子拿着一封电报跑回家，喊着“妈，爸要回来了！”我手抖得厉害，把珍藏了37年的结婚证翻出来，红绸子已经泛黄，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得眉眼弯弯。 他回来那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手里攥着一本红皮的特赦证。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看着跑过来喊爷爷的孙子，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儿子媳妇轮番给他夹菜，孙子趴在他腿上撒娇。 饭后，他把那张泛黄的结婚证拿出来，放在蜡烛火苗上。我惊呼着去抢，他按住我的手，说：“桂枝，这张证是年轻时的我们，可这37年，你守着我，我想着你，早就不是一张纸能拴住的了。 咱重新拜堂，拜的是这37年的情分，拜的是往后的日子。”火苗舔舐着红绸子，映得他的眼睛发亮。我看着他，看着跳动的火苗，突然就笑了，眼泪却流得更凶。 那天晚上，没有红绸子，没有唢呐，只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他对着我，对着儿子孙子，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桂枝，谢谢你们，等我回家。” 我知道，这37年的等待，不是白费的。那个年代的人，爱得笨拙，爱得固执，爱得能扛住岁月的风霜。一张烧掉的结婚证，烧不掉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时代的洪流里，我们都是小人物，却凭着一腔孤勇，守住了最真的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