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陈永贵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辈子能和毛主席在一起，也算是没有枉活一场，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他说完这话，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缸子上的“大寨精神”字样，随即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一口温热的水，那缸上的字，早成了他刻在心上、融进血脉里的印记。 六岁丧父成孤儿，姐弟被迫变卖四散，年少的陈永贵，是靠着大寨乡亲们你一口粮、我一件衣的接济，才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早年他是村里无田无地的外乡长工，无依无靠却揣着一股不服输的实干韧劲，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看到村里老弱病残没人牵头劳作，他果断退出全是壮劳力的“好汉组”，牵头拉起了“老少组”，旁人都笑他自讨苦吃，他却坦荡直言，老辈有耕种好经验，小辈有敢闯精气神，跟着党走踏实干，就没有迈不过的坎。就是这份齐心苦干，让不起眼的“老少组”，当年亩产硬是超过了“好汉组”，用实打实的收成，狠狠打破了所有人的质疑。 大寨的山，是光秃秃的穷山；大寨的地，是七零八落的坡地，四千七百多块零碎田地散落在七沟八梁之间，每逢下雨，水土肥全跟着雨水流走，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地，却始终逃不开受穷挨饿的命。陈永贵当上村支书后，没向国家伸过一次手、要过一分钱，领着乡亲们扛上扁担、抡起铁锤，寒冬腊月里顶风冒雪扎在白驼沟，一门心思修坝造田。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慢慢磨成了厚厚的老茧，冻裂的口子渗着血丝，沾了泥土也浑然不觉，七十多岁的老人啃着冻硬的窝头，依旧咬牙坚守在工地，大伙心里憋着一股劲，三年干不完就干五年，五年干不完就干十年，非要把穷山恶水改成良田沃土。三战狼窝掌的艰辛，更是刻在大寨人的记忆里，前两次修坝全被山洪冲得一干二净，不少人泄了气，说跟老天爷较劲是自不量力，陈永贵却蹲在山坡上，抽着旱烟坚定地说，旧社会咱们受地主的欺压，如今日子好了，绝不能让困难把咱们吓住！第三次动工，全村十七对夫妻携手上阵，七户人家全员参与，把坝基扎得更深、砌得更牢，终是把这条昔日的“吃人沟”，变成了亩产两百公斤的丰产田。 1963年，大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天灾，洪水、风灾、雹灾接连肆虐，地里的庄稼被摧残殆尽，眼看就要颗粒无收。可陈永贵没有向国家申请一粒救济粮、一分救济款，而是带着全村人咬紧牙关、奋起自救，扛着锄头重建家园，靠着互帮互助、苦干实干，年底不仅让全村社员的口粮没少一斤，还向国家上交了二十四万斤商品粮。这份“三不要三不少”的硬气与担当，让大寨成为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也让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一心为民、踏实肯干的农民带头人。1964年，陈永贵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不用华丽的辞藻，只用庄稼人最朴实的大白话，讲述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故事，台下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毛主席在生日宴上，特意邀请他赴席，席间亲切地唤他“永贵好”，这简单的三个字，藏着领袖对这位农民同志的认可与关怀，也传遍了大江南北，温暖了无数劳动者的心。 1975年，周总理亲自找陈永贵谈话，希望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他，当即慌了神，连连摆手推辞，说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可总理一句“身为党员，就要服从党的安排，扛起该扛的责任”，让他毅然接下了这份重托。当上副总理后，他始终坚守农民本色，没有迁户口，没有领国家工资，开会间隙，心里惦记的还是大寨的庄稼长势；下基层调研，总爱一头扎进田埂里，挽起裤腿就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劳作，身上的烟火气从未消散。1980年，他主动递交了辞职申请，坦言该让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挑大梁，随后便坦然回到了大寨，回到了他深耕一辈子的土地上，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使命，从容归乡。 有人说他那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太过张扬，可回望他的一生，从孤苦无依的孤儿、寄人篱下的长工，到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再到走进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最后又坦然回归农民身份，这份纯粹的初心、实干的担当、坦荡的胸襟，在亿万农民里，当真独一份。他摩挲的哪里是搪瓷缸上的字迹，那是和乡亲们一起流血流汗的峥嵘岁月，是领袖寄予的殷切厚望，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坚守。他用一辈子的实干，兑现了“没有给毛主席丢脸”的誓言，更没给亿万农民丢脸，而那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寨精神，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融进岁月里、刻在心田上，永远值得传承的精神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