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的一天，司马迁被脱得赤条条的，绑在执行阉割手术的架子上，刀子匠手起刀落间，他就变成了一个阉人。 十多年前，司马迁刚刚二十岁，他独自踏上旅途，离开长安。他走过鲁地，站在曲阜孔子的旧居前久久不语，又绕到泰山之巅，凝视着碑文斑驳的遗迹。 他还曾南下洞庭湖，伫立在屈原投江之处，看湖面苍茫。他不是单纯地游览风景，他随身携带简牍，路上记录各地古迹传说。司马迁说过：“非亲履其地，难得其实。” 他信的不是传说，而是脚下的泥土。 回长安之后，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他进入天子身边，常随汉武帝刘彻出巡，处理朝中文书。但他心里惦记的不是权位，而是父亲司马谈留下的遗愿。 那一年，司马谈病重，司马迁赶去洛阳探病。司马谈望着儿子说，祖上世代守史，不能在他这一代断了。他没说几句，就咳血不止。 司马迁跪在床前，说自己一定会完成那部史书。 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升任太史令，开始整理各朝史料。他白天在太史台值勤，晚上回家点灯抄写。他常与儒生辩论《春秋》，也向阴阳家请教历法，甚至请董仲舒讲解礼制。 他知道，书不能只写帝王，还要写百姓；不能只说功德，也要写祸乱。可那时，他还不知道，为了这部书，他会失去一切。 李陵出事那年，司马迁四十九岁。李陵是李广的孙子，骁勇善战，自请出兵五千征北匈奴。战事开始顺利，但援军迟迟不到，最终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虏。 一开始，长安传来李陵战死的消息，朝中哀痛。但几月后，又有人说李陵已降。朝臣一片骂声，连汉武帝刘彻都气得脸色铁青。 这时，只有司马迁站出来说话。他在朝会上说，李陵向来忠诚，恐怕是假降，拖延时间。他声音不高，但殿上忽然安静下来。汉武帝脸色变了，说司马迁替叛徒说话，是心怀异志。他下令将司马迁收狱，原本是要杀头的。 那时，狱中的司马迁写下长信寄给任安。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也动摇过，死也许更容易。可父亲的遗命、《史记》未成，还有心中未写下的百姓与忠臣，这些让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哪怕是受腐刑。 刑后，司马迁辞官，在家中闭门著书。门外有人骂他是阉人，有人劝他不如自尽，也有人说他疯了。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一笔一画地记录。 他常写到深夜，有时写着写着会停下来发呆，然后低声念出自己写下的句子。每次想到李陵，他就咬紧牙根继续写。他不恨汉武帝，他恨的是误判。 多年之后，《史记》成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他把李陵列入《将军列传》，地位与李广、卫青并列，未删一字，也未多加辩护。 再后来，汉武帝得知李陵并未真降，悔意已晚，下令接回李陵。但李陵早已在匈奴成家，不愿回汉。汉武帝怒，诛其家族。 李陵此时心死，彻底投向匈奴，再无归意。 一个李陵，一个司马迁，一个看似军事失利，一个是朝臣妄言，但背后是两个忠臣的破碎命运。汉武帝失了两位忠臣，也失了一个可以更明智的自己。 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死前未再进朝，也未再评时政。他把所有话留在《史记》里。他写了帝王、将相、士子、商贾、百姓。 从那一天起，他不只是太史令司马迁，也是中国史书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