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说：“我很后悔把父母从老家武汉接到北京来，我跟妹妹都在北京，我爸妈退休后在武汉，就老牵挂孩子。我想，既然我有能力把父母接过来，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跟孩子在一块儿呢？” 老撒第一次觉得父母像外人，是在母亲病床前，医生说脑溢血来得突然，抢救时手机还亮着，最后一条消息停在“冰箱里…” 后面再没下文，那几天他才想起，把老人接来北京五年，从来没问过父亲最爱喝哪种茶。 五年前撒贝宁在央视镜头前说说笑笑，镜头外却总盯着电话发愣，父母在武汉，母亲常在电话那头哼新学的歌，父亲总说楼下张老头又赢了他的棋。 直到某个加班的夜里，他接到妹妹电话才晓得，父母早两天就说身体不舒服，可怕影响他工作，一句也没说清哪儿不对劲。 北京的公寓里摆满了智能设备，监控摄像头拍下老人每天重复的事，早上七点母亲站在阳台发愣，下午三点父亲靠在窗边数过往的公交车，他们没参加过一次社区活动，连超市都不去。 电梯里的楼层按钮总也记不住，撒贝宁买的健身器材堆在墙角落灰，母亲悄悄把医院的挂号单全撕了，怕儿子知道后担心。 最后那个雨夜，急救车的鸣笛划破小区的安静，撒贝宁攥着母亲的病历本，发现所有紧急联系人写的都是武汉老家的号码，护士递来一个沾着药渍的布包。 里头是武汉公园的门票和一双没织完的毛线手套，他忽然想起母亲总说武汉的桂花香，可北京的桂花树，早就在他们搬来的那年被砍了。 父亲回武汉那天，行李箱里塞满了北京的冬天，撒贝宁站在站台看高铁开走，忽然觉得有些惦记不该让距离说了算。 老房子里的墙还贴着全家福，笑容还是那样，可相框边角那双手套，毛线织的，终究没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