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两位夫妻同志在敌人狱中受尽折磨后将被处死。临刑前，敌人：要上路了，有啥要说吗？男同志听后，脸一红提了个要求，“能帮我们合个影吗？” 1928年的广州，春寒裹着潮湿的雨丝，打在监狱的铁窗上噼啪作响。周文雍的囚服上还沾着血痂，鞭痕从脖颈蜿蜒到手腕，却没能压垮他挺直的脊梁。陈铁军站在他身边，旗袍被撕扯得不成样子，曾经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发髻散了几缕，脸上的巴掌印还泛着红，眼神却亮得像淬了火的钢。 牢门“吱呀”被推开，狱警端着两碗浑浊的水进来，铁碗磕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响：“要上路了，有啥遗言赶紧说，别磨蹭。” 周文雍低头看了看自己和陈铁军——他的袖口磨破了，露出结痂的伤口；她的旗袍下摆沾着污泥，曾经白净的手被铁链勒出了紫痕。他忽然脸一红，像是想起了什么，声音带着点不好意思，却异常坚定：“能……能帮我们合个影吗？” 狱警愣了一下，大概没见过临刑前还惦记拍照的犯人，啐了一口，却还是去找来了看守长。或许是那对年轻人眼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让人不敢轻视的郑重，看守长竟破天荒地同意了，让人从外面找来了相机。 拍照时，周文雍悄悄往陈铁军身边靠了靠，想替她理理散乱的头发，手抬到半空又停住——怕弄疼她手腕上的伤。陈铁军却主动挽住了他的胳膊，嘴角扬起一抹笑，那笑容在布满伤痕的脸上绽放，比春日的花还要艳。快门按下的瞬间，周文雍想起第一次见到陈铁军的样子。 那时他刚领完沙面罢工的胜利品，满身油污地从工厂出来，就撞见了穿着学生制服的陈铁军。她是佛山富商的女儿，本该在岭南大学的课堂上读诗，却跑到罢工现场给工人送水，白球鞋上沾着泥，说起“劳工权益”时眼睛里有光。他当时还想，这样娇生惯养的小姐，怕是熬不过三天，没成想她后来跟着工人睡工棚，吃糙米饭，被军警追得跳墙，半点不含糊。 陈铁军也想起那年夏天，周文雍在工业学校的操场上给大家讲革命道理。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手里攥着本翻烂的《共产党宣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却连擦都顾不上。他说“穷人不是天生该受苦的”，说这话时，眼里的倔劲和他当年在小学后厨偷学三字经时一模一样——那时候他烧火的灶膛映着半边脸，手里还攥着根炭条，在地上写写画画，被先生发现了，打手心也不肯放下。 相机的镁光灯闪过，照亮了两人身上的伤痕，也照亮了他们紧紧相握的手。周文雍的手指粗糙，带着常年做工留下的厚茧；陈铁军的指尖却还留着弹琴的薄嫩，此刻却和他握得一样紧。 “这照片……能留给后人看看不？”周文雍又问，声音轻了些。 看守长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走向刑场的路上，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青石板路上。周文雍忽然低声对陈铁军说：“可惜了，没能正经跟你求个婚。”陈铁军笑着捶了他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她却红了眼眶：“这样就很好了，让他们看看，革命者也有血有肉。” 枪响的时候，周文雍和陈铁军还保持着并肩的姿势。那张合影后来被地下党偷偷带了出去，照片上的两人满身伤痕，却笑得坦荡。许多年后，人们在纪念馆里看到这张照片，总会想起那句被历史记住的话：他们用生命践行了信仰，也用最后的合影，留下了革命者最温柔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