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3小时后，遗体被解剖，多个内脏器官上均发现有癌细胞。这既是在告知众人其死因，也是在告知众人，周总理即使被病魔缠身，还是多年如一日的为国，为人民奉献自己。回顾周总理的一生，他一直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曾止步，一直在为人民步履不停。 1976年1月，在心脏停止跳动仅仅三小时后，遗体解剖就开始了，这也是他在生前最后的交代——把身体贡献给医学病理研究，然而，手术刀切开肌理所展示的真相，却让手持器械的医生们那一瞬间几乎窒息。 在他的体内，哪怕是那些非主要脏器，也早已布满了扩散的癌细胞，这一幕残酷的生理真相，如同一记重锤，无声地宣告着：这位躺在台上的老人，是在一种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剧痛地狱中，硬生生挺过了最后的时日。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位总理，那时候的北京饭店，有位叫做朱殿华的老师傅，以前给周恩来理了整整二十年的发。 当他在外围听说总理病重，心焦如焚，一连托人送了三次信，想要进医院去最后再为这位老主顾修修面容，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请求，却被周恩来坚决地挡了回去。 他深知自己当时已经变成了一副什么模样——腹部因为肠瘘手术开了口，只能靠一根根管子维系生命；红色的血、黄色的脓、浑浊的腹水，交替着从那具瘦得脱形的躯壳里流出又注进。 如果让那位熟悉他的老理发师看到自己这一身枯槁、插满管子的惨状，那位老友该有多难受？ 他一生都在为别人着想，到了这最后一步，连自己的“惨状”也不愿成为别人的心理负担，这种近乎苛刻的克制，甚至延伸到了他对疼痛的宣泄上。 很多个深夜，警卫和护士看着他因为剧痛而浑身颤抖，冷汗大颗大颗地把枕头洇湿，脸上的血色从灰黄褪成惨白，最后变成一种令人心惊的暗红。 可就在这种时候，他依然只是死死盯着天花板，咬碎了牙关也不肯出声。有一次实在疼懵了，他醒过神来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问护士：“我刚才喊了吗？” 在得到“没有”的回答后，他才如释重负，唯一的破例，是对那个朝夕相处的医生张佐良，有那么一回，那种如万蚁噬心的痛楚可能真的冲破了生理极限，他像个求助的孩子一样，小声问了一句：“大夫，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哼哼两声，行不行？” 这一句“行不行”，让平日里见惯了生死的医生瞬间破防，眼泪夺眶而出，甚至不敢在病床前多待一秒，冲到门外去平复那个足以让人崩溃的情绪。 他这一生，似乎都在做“减法”，年少时在日本和欧洲求学，他为了信仰可以抛弃优渥的生活；在那场著名的东征和动荡的四一二政变中，他为了革命屡次置身险境；而到了生命谢幕的时候，他的“减法”做到了极致。 在他离世后，为了让他走得体面，妻子邓颖超在挑选寿衣时，既没有让他穿新衣服，也没有大费周折地定制。 她在衣柜里翻找了许久，那些平日里他穿的衣服，几乎每一件都有缝补的痕迹，那是他一贯的作风，生前不在这上面花一分钱，身后自然也不必铺张，最后，大家费尽周折才找出一套仅仅是没有补丁、却早已磨得陈旧的中山装。 那个曾经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那个在黄埔军校意气风发的政治部主任，那个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的总理，最后变成了一具满是伤痕的躯体，被包裹在一件旧衣衫里。 人们常说“十里长街送总理”，那个画面之所以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悲痛图腾，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多少事，更是因为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那种毫无保留的自我损耗。 邓小平在他住院期间往返了63次，李先念是临终前第一个冲到病房的人……这些数字和行动背后，是战友们对他深深的不舍与敬重。 当解剖结果出来，当那些癌细胞扩散的细节被公之于众，所有人才真正明白，那个在镜头前总是挺直腰杆、神采奕奕的周恩来，在幕后到底默默承受了怎样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 他没有输给病魔，他只是在他挚爱的这片土地上，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参考资料： 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丨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