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掌握15亿资产的“首富村”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带上一众保镖去市政府开会。而一到场，他就被严阵以待的警察控制。禹作敏瘫坐在地，万念俱灰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1993年4月15日，在天津市政府大楼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 车门打开后，被称为“首富村书记”的禹作敏带着保镖下车，神情镇定。 可没人知道，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 1930年，天津静海大邱庄的盐碱地里，9岁的禹作敏正赤脚放牛。 风卷起白花花的碱土，糊住他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父亲早逝，他啃过野菜，睡过牛棚，却在夜校的油灯下认全了三百个字。 因为，知识是穷人手中 唯一的刀。 1974年，他当上村支书时，大邱庄穷得叮当响。 “靠种地只能喝西北风！” 禹作敏指着龟裂的土地吼道。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村口，他就带着村民砸锅卖铁凑钱，在铁皮棚里支起第一座小炼钢厂。 炉火映红夜空时，他对工人们喊：“今天流的汗，明天变金砖！” 十年后，大邱庄的烟囱像森林一样竖起来。 钢铁厂、机械厂、运输队遍地开花，村民搬进贴瓷砖的新房，孩子上学有校车接送。 新华社记者挤破头采访，标题全是《从盐碱地到亿元村》。 禹作敏站在新建的办公大楼顶，望着滚滚浓烟得意道：“我这双手，能把荒滩变成金窝！” 钱袋子鼓了，胆子就肥了。 禹作敏把村委会改成“总公司”，自己当“董事长”。 村民私下叫他“土皇帝”，村口设岗哨，外人进门要登记。 厂长必须是亲戚，工人顶嘴立马“喝茶谈话”。 他甚至还组建的保安队荷枪实弹，美其名曰“维护治安”，实为私人武装。 “在咱大邱庄，我说了算！” 某次村民大会上，他拍着桌子训话，“谁不服气，随时滚蛋！” 台下噤若寒蝉。 当年帮他跑贷款的银行行长，如今看他眼神都躲闪。 可权力的毒酒越喝越醉。 1990年冬夜，副厂长因琐事得罪禹作敏的侄女。 他冷笑着对保安队长说：“给他点颜色瞧瞧。” 三小时后，两人被活活打死在仓库。 警察上门调查，禹作敏把行凶者搂在怀里：“我儿子们没错！是他们先动手！” 1992年深秋，外地考察团的车队被保安拦在村口。 “我们犯了啥法？”团长质问。 禹作敏叼着雪茄踱过来：“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随后，十几个壮汉把人扣了四小时，直到上级领导来电才放人。 这事没让禹作敏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两个月后，村民危福合在厂里被活活打死。 等到警察带着手铐进村时，禹作敏竟下令：“把警车轮胎扎了！谁敢进来打断腿！” 他站在村口广播站嘶吼：“乡亲们！有人要抢咱们的江山！” 不明真相的村民扛着锄头围住警车，场面一度失控。 “我是大老粗，不懂法律！” 他对着镜头叫嚣，“老百姓也是大老粗，你们硬闯试试？” 这话传到天津市委，领导拍案而起：“无法无天！必须拿下！” 1993年4月15日清晨，禹作敏特意穿上新西装，带着八个保镖去市里“汇报工作”。 “领导要见我，多大的面子！” 他得意地对司机说。 黑色轿车驶入市府大院时，十几名便衣警察从不同方向围上来。 “禹书记，请跟我们走一趟。” 为首的警官亮出证件。 保镖们刚要拔枪，就被特警按倒在地。 禹作敏吓得脸色煞白，突然狂笑起来：“我输了！输给这群穿制服的！” 法庭上，公诉人历数罪状时，旁听席上的村民集体沉默。 那个给他们发电视机的男人，那个盖起教学楼的男人，原来早把村子变成了私人王国。 法官宣判的声音回荡在大厅：“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禹作敏入狱第二年，工作组进驻大邱庄。 村民第一次拿到写着自己名字的红本本，房产证。 随后，他们将1800栋新房分到各家各户，厂区烟囱冒的黑烟渐渐变少。 “以前怕他，现在怕没钱。” 老会计蹲在村口抽烟：“禹书记给咱们挣了钱，也差点把大伙儿送进坟里。” 2000年，大邱庄企业改制，随后将集体股份分给村民。 焊管厂、钢管厂的机器声依旧轰鸣，但村口“首富村”的金字招牌早已撤下。 偶尔有记者来采访，白发苍苍的老村民总会念叨：“钱是好东西，可要是掌钱的手脏了，金山银山也得塌！” 历史从不相信眼泪。 禹作敏用二十年把盐碱滩变成聚宝盆，又用权力把这聚宝盆砸得粉碎。 当法槌落下时，他或许才明白：”没有笼子的权力，比野狼更可怕“。 大邱庄的教训刻在法治教材里，也刻在每个村干部心里。 金窝银窝，不如规矩的草窝，金山银山，抵不过法律的红线。 毕竟，能让你站起来的，也能让你摔得更惨。 主要信源：（经济观察报——开放编年史|1993:庄主禹作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