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价黄百韬啊，其实两个字就够了：孤臣。 在国民党那一堆挂满勋章的将军里，黄百韬绝对是个异类。“孤臣”这两个字，真正刻画出了他骨子里的那种悲剧感。 这人身上有个最大的标签，叫“杂牌”。 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国军圈子里，黄百韬简直就是个“闯入者”。他跟老蒋攀不上老乡；更没进过黄埔军校的大门。他的起家底子是北洋军阀李纯的传令兵，后来跟着张宗昌混饭吃。说白了，在陈诚、顾祝同这些嫡系大佬眼里，黄百韬就是个打工的“外包人员”。 可恰恰是因为这种出身，造就了黄百韬一种近乎病态的“求生欲”。 抗战初期，何应钦把他安插到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当参谋长，其实就是让他去当个“钉子”。黄百韬心里门儿清，自己就是个棋子，但他硬是靠着任劳任怨、多做事少说话的劲头，愣是在夹缝里生存了下来。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老蒋为了平衡各派系势力，把没有背景的黄百韬提拔上来做第七兵团司令。因为他没有根基，没人替他在老蒋面前吹耳边风，打胜了是应该的，打败了就是替罪羊。 这种不安全感，贯穿了黄百韬的后半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豫东战役。当时区寿年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包围，情况危急。别的国民党将领都在保存实力，唯独黄百韬疯了一样往里冲。他亲自坐着坦克指挥，带着那个著名的整编25师，硬是跟粟裕大将的部队死磕。那时候他手底下的兵都拼红了眼，甚至动用了蒋军空军的全美械精锐伞兵。 这一仗，黄百韬虽然没能彻底救出区寿年，但确实给华野造成了巨大麻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国军的颓势。战后，蒋介石一高兴，亲自给他颁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邱清泉、李弥这些人，看着一个“杂牌”拿了最高荣誉，心里能舒服？黄百韬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这枚勋章戴在他胸口，哪怕是荣耀，更像是催命符。 也就是这种小心翼翼、唯命是从的性格，最终在淮海战役中把他推向了绝路。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兵团原本是有机会撤回徐州，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的。但是，老蒋那个“微操大师”的毛病又犯了。为了接应那个从海州撤退的第44军，蒋介石严令黄百韬在运河边等待。 这一等，就是致命的两天。 对于黄百韬来说，军令如山。哪怕他明知道多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哪怕他看着地图上华野的穿插部队已经像铁钳一样合拢，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 就在这两天里，粟裕的大军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战略包围，把他死死钉在了碾庄圩。 那时候，他天天爬上房顶，拿着望远镜往西边看，往徐州方向看。他在盼援军。 徐州方向，有邱清泉、李弥这些手握重兵的“天子门生”。但是，最讽刺、最让人心寒的一幕发生了：尽管蒋介石在南京急得顿足捶胸，一天几个电报严令救援，甚至派飞机督战，但邱清泉的兵团在距离碾庄仅仅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不动窝，或者说是出工不出力。 在他们眼里，黄百韬的杂牌军死光了也就死光了，犯不着为了救一个“外人”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搭进去。 黄百韬在碾庄苦苦支撑了十几天，打得那叫一个惨烈。据后来的资料统计，华野几个主攻纵队在碾庄战役中损失惨重，很多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 但这有什么用呢？孤城不可守，孤臣不可活。 到了11月22日，碾庄防线彻底崩溃。黄百韬带着副军长杨廷宴，狼狈地逃到了一片荒野芦苇荡里。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兵团司令的威风，满脸烟尘，大概也知道大限将至。 黄百韬气喘吁吁地问随从：“这是什么地方？”随从告诉他，这里叫“油坊”。黄百韬听完，惨笑了一声，念叨着：“黄豆进了油坊，就是被碾碎榨油的命，这是天意啊！” 根据幸存的杨廷宴回忆，当时黄百韬举枪自杀，但第一枪没打死，痛苦地在烂泥地里抽搐。最后是杨廷宴含着泪，帮老长官补了一枪，彻底帮他解脱了。 这一枪下去，崩碎的不仅是黄百韬的脑袋，也顺带把蒋介石在长江以北最后的家底给崩没了。 黄百韬死后，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痛哭流涕。据说老蒋哭得非常伤心，甚至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痛的悼词。但这眼泪里，有几分是惜才，更多的是恐惧。 连黄百韬这样最能打、最听话、最没有二心的“孤臣”都落得如此下场，剩下的那些各怀鬼胎的将领们，谁还会真心实意地为他卖命？谁还会相信那个所谓的“党国”？ 黄百韬的死，其实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国民党军队在心理防线上的彻底崩塌。从那以后，不管是杜聿明还是黄维，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那种“精气神”已经没了。 黄百韬这个人，可恨、可悲、又可叹。 说他可恨，因为他是蒋介石的铁杆打手，手上沾满了人民军队的鲜血，在皖南事变中也是急先锋，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说他可悲，因为他一生都在试图融入那个并不接纳他的圈子，到死都被当成“外人”和牺牲品； 说他可叹，是因为作为一名军人，他确实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那个烂透了的系统里，居然还保留着一种古典式的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