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这办法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自己造！可这话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说这话的汤飞凡，当时是中央防疫处的处长。这位曾在美国哈佛深造的微生物学家，本来在病毒学研究上正迈向高峰，抗战的炮火改变了一切。1937年淞沪会战，他放下试管，跑到离火线只有几百米的前线救护站去抢救伤员。眼前血肉模糊的同胞，因为一点点感染就在痛苦中死去，而他手头除了简单的磺胺药，几乎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他。 1941年前后，关于一种名为“青霉素”的神奇药物的消息，通过学术期刊传到了偏居昆明的中国科学家耳中。它能有效杀灭多种致命细菌，在二战西方战场上被誉为“救命药”。但这对中国来说，只是镜花水月。 西方将其生产技术视作与原子弹同级的最高军事机密，严密封锁。即便有极少量的“盘尼西林”通过危险渠道流入中国，价格也贵得离谱——一根金条才能换一盒，这根本是为普通士兵和百姓无法企及的“神药”。 “我们自己造！”汤飞凡下了决心。可拿什么造呢？他的中央防疫处，是经过千里逃亡，从北平一路迁到昆明西郊的。所谓的实验室和工厂，建在一片荒滩上，连自来水都没有。日常实验用的蒸馏水，要靠科研人员划船到滇池湖心取水，再用一个漏水的锅炉自己烧。 英国学者李约瑟来访时都震惊了，他在《自然》杂志上描述这个机构“缺乏自来水”，仅有的锅炉还漏水，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洁净标准。就在这样的“手工作坊”里，汤飞凡带领着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向现代医学的巅峰发起挑战。 第一道难关，是找到那颗“种子”——能高效产出的青霉素菌株。青霉菌虽常见，但合适的菌株犹如大海捞针。汤飞凡从国外弄来一些菌种，效果都不理想。 他发动了全处上下，掀起了一场“寻霉运动”。大家到处搜集发霉的东西：腐烂的水果、旧衣物、古钱币……都送到实验室鉴定。转机出现在一个寻常的午后。 在一次大扫除晾晒物品时，汤飞凡敏锐地注意到，一位技术员（有资料提及名为卢锦汉）的旧皮鞋鞋面上，长着一团与众不同的绿毛。他如获至宝，立即让人小心翼翼地将这团霉菌分离出来。 谁能想到，拯救万千生命的希望，竟藏在一双发霉的旧皮鞋里。经过培养和筛选，这株从皮鞋上发现的菌株，被证明是当时找到的质量最佳的青霉菌株。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菌种有了，更大的技术难关接踵而至。没有现成的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制作；没有关键的化学试剂，就想尽办法寻找替代品或土法提纯。每一步都充满未知，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宝贵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汤飞凡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感慨“关于干燥需用之一切设备，百无一有”。就是在这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中，他们凭借着一股韧劲和扎实的科学功底，反复试验，攻克了一道道提取和纯化的技术壁垒。 1944年9月5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昆明高峣村，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青霉素诞生了。首批产量仅仅五瓶，每瓶只有5000单位。这微小的金色液体，却重若千钧。它被迅速送到医院进行临床试验。在惠滇医院，几位因严重创伤感染导致败血症、已被认为救治无望的士兵，在注射了国产青霉素后，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疗效得到了证实！ 当时，市场上进口青霉素价比黄金，“有人愿以一两黄金购买一支”。但汤飞凡和中央防疫处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以每支一元的象征性低价出售给急需的病人，对贫困者甚至免费。他们研发的初衷，从来不是牟利，而是救命。 尽管战时条件极大地限制了产量，但这零的突破意义非凡。它为抗战军民带来了生的希望，更奠定了中国自主生产抗生素的基石。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今北京），在天坛附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 新中国成立后，以汤飞凡、童村、马誉澂等为代表的科学家继续奋斗。1953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成功实现了青霉素的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终于结束了中国完全依赖进口“盘尼西林”的时代。 回望这段历史，汤飞凡们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取得了“从零到一”的科学突破。更在于他们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所展现出的那种“科学救国”的铮铮铁骨。 他们放弃个人擅长的研究领域，直面国家最急迫的需求；他们在废墟上建立实验室，用智慧和双手弥补设备的极度匮乏；他们心中装的不是论文与荣誉，而是前线士兵的伤痛和百姓的病患。 从一双旧皮鞋上的霉斑，到守护亿万国民健康的抗生素长城，这条艰难之路，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民奉献的精神血脉，至今仍在我们民族的肌体中流淌、奔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历史事实综合参考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药集团、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等权威机构发布的史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