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4岁高龄的左宗棠打到新疆敌占区时，突然有100多个衣着破烂的清朝官兵，激动的朝他奔来，等左宗棠看清楚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左宗棠的军事生涯中，西征新疆成为关键一环。他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在兰州设立基地，储备粮草和武器，确保部队长途行军的供给。部队配备了从国外购入的克虏伯炮和毛瑟枪，提升了火力优势。刘锦棠率领的前锋部队以步兵为主，擅长攻坚战，在推进中多次击败敌方抵抗。何琯的巴里坤守军虽人数有限，但他们在长期隔离中积累了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这后来成为清军推进的助力。金顺的南路部队则负责侧翼掩护，防止敌军迂回包抄。整个西征计划分为南北两路，北路以乌鲁木齐为目标，南路指向喀什地区。左宗棠本人虽年事已高，但坚持亲临前线，监督作战进度。他的策略是缓进急战，先稳固后方，再发动决战，避免贸然深入导致补给中断。这种方法在实际执行中证明有效，减少了部队的非战斗损失。 1876年春，左宗棠大军抵达巴里坤一带时，遇到了那群残存的清军官兵。这些人是15年前奉命镇守新疆门户的部队，自从中原动荡和肃州起义后，与朝廷失去联系，成为一支孤立无援的队伍。他们原本有千余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存，在戈壁地区开垦土地，种植小麦等作物来获取食物。面对阿古柏势力的多次进攻，他们利用有限资源修补城墙，收集敌方遗弃武器进行改造。火药短缺时，他们尝试自制替代品，尽管过程导致部分伤亡，但坚持了下来。年复一年，部队人数逐渐减少，到左宗棠到来时，只剩百余人。他们的军服破烂不堪，靠补丁维持，饮食上常常依赖野草和牲畜内脏。左宗棠查看他们的军册，上面记录了阵亡者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和卒日。这份册子成为他们苦守的证据。官兵们拿到补给后，没有混乱，而是有序分食。左宗棠下令提供医疗和衣物援助，帮助他们恢复体力。这些守军随后主动要求加入战斗，利用对南疆地形的了解，协助清军规划路线。 巴里坤守军的经历反映出清末边疆防御的困境。新疆地区地广人稀，补给线漫长，一旦内地发生变故，边防部队容易陷入孤立。阿古柏作为入侵者，利用本地不满情绪，建立伪政权，控制了南疆多个城市。他的部队装备落后，但熟悉地形，多次对清军据点发动袭击。巴里坤作为新疆门户，战略位置重要，守军在断援情况下，坚持不撤不降，体现了基层官兵的韧性。他们没有外部援助，只能通过本地资源维生，这包括凿井取水和小型耕作。敌军炮击导致城墙损毁后，他们用民房材料修补，维持防御体系。武器改造方面，他们锤炼断刃，制作简易爆炸物，弥补火力不足。军册的记录方式简陋，却完整保存了历史痕迹。左宗棠的到来结束了他们的隔离期，提供必要支持后，他们迅速融入主力部队，贡献情报和引导服务。 64岁的他亲眼见证了这群人的生存状态，军册中的血迹文书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身份和经历。这些官兵的请战意愿强，他们熟悉敌方据点分布和路径，提出绕道突袭的建议。左宗棠同意后，这成为后续作战的转折点。巴里坤守军的贡献不止于情报，还包括实际带路，避免清军陷入敌方陷阱。阿古柏势力在南疆的扩张曾切断多条通道，导致清军早期推进受阻。守军的加入加速了进程，几个月内多个要地被收复。他们的故事在清廷档案中有所记载，但细节多依赖地方史志。刘锦棠在汇报中强调了这些官兵的作用，视他们为军中支柱。整个事件凸显了清末军制的缺陷，边防部队缺乏长期保障机制。 后续发展中，守军参与了达坂城和托克逊的争夺战，利用地形知识帮助清军绕过险阻。南疆收复后，阿古柏残部逃散，喀什主堡被攻克。这些老兵部分退伍，返回西北从事农耕，另一些留在军中协助边防整顿。左宗棠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们的功绩，强调其在绝境中的坚持。刘锦棠的汇报文件详细描述了守军15年的苦守经历，建议给予表彰。新疆战役结束后，清廷于1884年设立新疆省，刘锦棠出任首任巡抚，负责重建工作，包括城镇修复和道路铺设。金顺继续镇守乌鲁木齐，管理粮仓和供给体系。何琯后来调任四川提督，结束边疆生涯。他的家乡张掖保留了旧宅痕迹，当地以季节变化纪念此类守土人物。左宗棠于1885年逝世，任内还推动了海军发展和边防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