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我也过了几年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后来觉得挺没意思的，于是想找一个活干干。2023年我给一个老板卖糖葫芦。工资是一天100，没有星期天，2点出摊，晚上9点下班。说实在的，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感激老板，老板没有要求年龄。 摊子就摆在老电影院门口，那地方现在没啥人看电影了，但下午总有些老头老太太在那儿晒太阳、下棋。我把糖葫芦靶子往电线杆子边上一靠，自己也搬个小马扎坐着。风一吹，靶子上红彤彤的糖葫芦晃晃悠悠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 头几天生意淡，我就看着对面修鞋的老王忙活。他手上不停，嘴里也闲不住，老跟我念叨他儿子在南方打工的事。我也不太搭话，就听着，偶尔“嗯”一声。直到那天下午，来了个穿西装的男人，四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我摊子前愣了好一会儿。我问他来一串？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来一串吧。”付钱的时候，他手有点抖，硬币掉地上滚老远，我俩都弯腰去捡，头差点撞一块儿。 他拿着糖葫芦也没吃，就举着，站在那儿看那旧电影院褪了色的海报。过了半晌，他突然开口，像是跟我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爸以前就在这儿卖糖葫芦。”我抬头看他，他眼睛有点红，但脸上没什么表情。“那时候我放学，老远看见他，都绕道走，觉得丢人。”他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现在想买一串给他，买不着了。” 我没接话，也不知道该接啥。正好有只野猫从墙角溜过去，我俩都扭头去看。等猫没影了，他手里的糖葫芦糖壳有点化了，在太阳底下亮晶晶地往下淌。他小心地咬了一口，嚼得很慢，然后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钱包，又抽了张五十的递给我。“不用找，”他说，“再要五串。” 那天我提前半小时卖完了。收摊的时候，老王隔着街喊：“老张，碰见大主顾啦？”我挥挥手，没细说。推着车往回走，天还没黑透，路灯却早早亮了，一盏一盏的，黄澄澄的。我想起那男人的背影，笔挺的西装，手里却攥着一把糖葫芦，走路姿势有点别扭，像是怕竹签扎着自己。 后来他再没来过。倒是多了几个常客，比如总在电影院门口晃悠的流浪汉，我有时会送他一串糖壳裂了的；还有附近理发店的小妹，每次买都要挑山楂最大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糖葫芦一串串卖出去，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偶尔，有穿得正式的人站在摊前发呆时，我会下意识多看两眼。 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样子吧，甜味儿裹着酸，举在手里怕化，咽下去又惦记。您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