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通房丫李氏，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长达33年。这日，她正在盛饭。谁知，管家突然冲进来高喊了一句，她手一歪，啪地一声碗摔落地面碎了一地。正妻刚打算开口斥责，丈夫却开怀大笑：“坐下，一同用膳！” 正房大夫人脸色阴沉，盯着一旁端菜的李氏，冷冷开口：“她不过是个通房，哪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坐下吃饭。” 按谭府旧例，这样的话说出口，接下来多半是责罚和羞辱。谁知谭钟麟却笑着摆手：“如今我儿科举高中，她是孩子生身母亲，当然有资格，以后就同桌用膳吧。” 一句看似随口的吩咐，让端着饭碗站了三十多年的李氏，第一次在饭桌旁坐了下来。她连忙磕头致谢，按住眼角的泪，小心翼翼挪到椅子上，这顿饭吃得五味杂陈。 李氏出身河北乡野，家中贫困，为了填饱肚子，十二岁就被卖入谭家。那个时代，穷人尤其是女子，本就难有选择，像她这样被当作货物辗转几家再落到大户中的，并不稀罕。 刚进谭府时，她不过是最普通的小丫头，洗衣烧火，忙到深夜。因为勤快本分，很快被调去伺候老夫人，又在一次请安时，落入谭钟麟的眼中，被要去当通房丫鬟。 愿不愿意，从没人问她。旁人只羡慕她“飞上枝头”，说能被两广总督看中是福气，李氏却是在见过正妻与妾室之间天差地别后，才真正认清自己的位置。她明白通房也不过是“工作不同的丫鬟”，与其妄想情深，不如老老实实守规矩。 不久，她怀上了孩子。1880年前后，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取名谭延闿。凭着这个儿子，李氏从通房抬为妾室，总算在谭家有了半个名分。但她心里很清楚，真正能护住母子二人的，不是男人一时的垂怜，而是这个孩子的将来。 她没读过几本书，却从日常耳濡目染中懂得，“读书做官”是唯一出路。于是把所有心血都放在教子上。她省下自己的衣食为儿子买纸墨，反复叮嘱他：“好好念书，将来自有出头之日。” 谭延闿从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娘亲在府里的处境有多低微，也明白自己是她全部的指望。三岁识字，六岁入塾，十三岁便中了秀才。谭家上下大摆筵席，他却看到母亲依旧站在角落里，端茶递水，不敢上前一步。 他想替母亲说句话，李氏却急忙把他拦回座位，小声告诫：“如今你才是个秀才，将来还要靠你爹提携，不可自满，更别因我坏了你的前程。” 之后的岁月里，他一次次走上考场，又一次次名落孙山。每当疲惫灰心，是李氏不厌其烦地安慰鼓励，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碎银子一把抠出来，为他筹备路费、书籍和用度。 清末最后几科大比，他终于在殿试中崭露头角，高中进士。喜讯传回长沙老宅那天，正是这顿被摔碎了碗的午饭时间。 在谭府沉甸甸的家规里，一个妾室的身份，可以被人呼来喝去一辈子，却因为儿子一纸捷报，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那句“以后就坐下吃饭吧”，让她从屋角走到桌边，也让府里所有人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低等”的女人：她是进士的母亲，是教子有方的妾室。 然而封建礼法的枷锁，并不会因为一顿饭就彻底松动。尽管后来谭延闿仕途渐开，入翰林、为地方长官，官声鹊起，李氏在族谱中的身份依旧写着“妾”。她享受的尊重，比从前多了一些，却永远“隔着一层”。 李氏病重那年，儿子在外奔波未能及时赶回，她孤身一人悄然离世。丧事将办时，族中长辈仍以“出身低微”为由，只许她从偏门抬出。 这一次，替她挺身而出的，是那个被她用一生硬撑起来的儿子。 谭延闿当场躺在棺椁上，高声相告：“谭延闿已死，出殡。”逼得族人不得不同意打开正门，让这位做了一辈子小心翼翼妾室的女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堂堂正正跨出谭家大门。 此后他在政坛沉浮，多有争议，却始终只娶一妻，不纳偏房。他自己说，这是受母亲这一生的影响，不愿再让别的女子重走她的路。 李氏从十二岁被卖进人家，到白发入土，始终活在他人的规矩和目光之下。她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未说过多高远的大道理，却用三十多年隐忍，把一个被看轻的通房位置，硬生生撑成了“进士之母”的高度。 在那个时代，无数女子和她一样，名字轻得像尘埃。她们改变不了制度，却会悄悄把全部力气压在儿女身上，用一代人的卑微，换下一代人抬头的机会。李氏的故事，不过是其中最清晰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