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1万村干部被立案调查怎么看？孙玉良：抢占低保名额罪孽深重】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9.1万名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的数据，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基层治理的警钟。这一数字不仅揭示了农村基层腐败的严峻形势，更凸显了“蝇贪蚁腐”对群众利益的直接侵害。我是在农村基层干过的，当过一届村党支部委员，比较了解最底层的情况。我认为：这些“蚁蝇”最坏的地方，是无耻地抢占低保名额，对弱势群体形成致命打击，简直是“罪孽深重”。低保政策本是国家为贫困家庭提供的“生命线”，但在部分农村地区，却沦为村干部谋私的工具，通过伪造贫困户名单、虚报家庭收入等手段，将本应发放给真正困难群众的低保金装入自己口袋。除了个人中饱私囊，利用职务便利将亲属列为低保对象，使更贫困的村民被排除在外也是“腐败”之一，因为这会导致后者生活陷入绝境。基层干部针对弱势群体的腐败，不仅违背政策初衷，更会在心理层面撕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当群众发现“救命钱”被截流，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会急剧崩塌，滋生怨恨与疏离。抢占低保名额的“罪孽”在于其双重伤害：一是物质层面，直接剥夺了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二是精神层面，加剧了社会不公的感知，动摇基层治理根基。这种腐败虽涉案金额可能不大，但因其针对最脆弱群体，危害远超经济层面，成为侵蚀党群关系的“慢性毒药”。9.1万村干部被立案的数据，暴露出农村基层权力运行的深层危机。村干部虽职级不高，但掌管着土地流转、宅基地发放、贫困人员推荐等“微权力”，在监督薄弱的环境中极易异化。一方面，“熟人社会”的乡土语境导致同级监督形同虚设，村民碍于情面不敢举报，上级监督因信息不对称而“鞭长莫及”；另一方面，部分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将公职视为家族荣耀或敛财捷径，甚至将“雁过拔毛”视为理所当然。而村民对这一本“糊涂账”也多是敢怒不敢言，骂骂天下乌鸦一般黑了事。我认为：面对基层腐败的顽固性，治理需兼顾“治标”与“治本”。在“治标”层面，纪检监察机关已打出“组合拳”，通过大数据比对低保名单与房产信息，揪出违规领取者；利用无人机勘查农田，揭露虚报补贴的“数字工程”；推广“村务钉钉”平台，实现资金流水实时公开，群众可“一键举报”。这些技术手段显著提升了监督效能，形成了“不敢腐”的震慑。治本层面呢？根治腐败需更深层的制度重构。2025年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已划出权力“红线”，明确禁止优亲厚友、侵占集体资产等行为。未来需进一步强化“不能腐”的笼子：通过“小微权力”清单化，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推动乡镇党委压实主体责任，扭转“重使用、轻管理”的倾向；尤其是加强村民自治，放胆让群众成为监督的“主角”，让群众的监督之眼斩断“微权”失控的链条，如此才能重建基层治理的信任基石。9.1万村干部被立案的数据，不仅是反腐成绩单，更是治理警示录。基层腐败虽微，其害如虎。因为农村是“社会之根”，绝不能让“根”烂了；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打虎拍蝇”，以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监督，放手发动群众，让“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守住“社会之根”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