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妻子举报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导致丈夫悬梁自缢。这位丈夫就是当年举世闻名的导演顾而已。 1970年6月18日早上，上海奉贤五七干校里，55岁的导演顾而已用一条旧裤腰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条裤腰带打的是舞台道具常用的绳结，他死在了屋檐下。 那个清晨，奉贤海边的风里带着咸湿的气味。干校的起床哨还没响，工具棚低矮的屋檐下，一个微胖的身影静静地悬挂在那里。走近了才能看清，那是顾而已。 他用的是自己旧裤子上解下来的腰带，打的结很特别，不是寻常的死结，而是舞台上捆扎布景、系牢道具时常用的那种“舞台结”。这个一生都在与灯光、胶片、台词打交道的人，连最后的告别，都下意识地用着最熟悉的手艺。那一年，他55岁。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谁也无法将这个凄凉的结局，与那个风华正茂的“南通小开”联系起来。1915年，顾而已出生在南通一个开明的乡绅家庭。父亲顾儆基留学过日本，爱唱昆曲，还创办了当地的崇敬中学。 家境优渥，文艺熏陶，让他和邻居家的小孩赵丹，从小就成了戏迷和玩伴。两个少年最大的乐趣，就是泡在赵丹父亲经营的“新新大戏院”里，看遍人间悲欢。1930年，他们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小小剧社”，演戏的种子就此埋下。 十八岁那年，顾而已怀揣明星梦去了上海。他外形俊朗，天赋极高，很快就闯出名堂。1935年，为了演好话剧《钦差大臣》里那个六十岁的俄国市长，他天天泡在西餐厅，一坐一下午，就为观察俄国人的举止。二十岁的他，把六十岁的贪官演活了，圈里人都说他是“最能演戏的演员”。 与此同时，他的爱情也像文艺电影一样浪漫。他爱上了同为演员的福建姑娘杜小鹃。上海春天多雨，他会随身带一块方巾，随时俯身为她擦去鞋上的泥点。他每天送她一支新鲜的花，把前一天的凋花连同几毛钱送给乞丐，要让“全上海的乞丐都晓得我顾而已爱杜小鹃”。 1936年春天，这段爱情达到了高潮。顾而已和杜小鹃，与好友赵丹、叶露茜，以及唐纳、蓝苹（即后来的江青），三对文艺情侣，相约在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下，举行了一场轰动全国的集体婚礼，由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证婚。那张流传至今的合影里，年轻的顾而已笑容灿烂，紧紧搂着身披婚纱的杜小鹃，眼前是西湖的万顷波光，未来仿佛是一部永不落幕的佳片。 然而，乱世容不下太长久的圆满。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顾而已带着身体羸弱的杜小鹃逃难去广州。途中杜小鹃染上重病，不幸去世。这场持续不到两年的婚姻，成了顾而已心里永远填不满的窟窿。他消沉了很久，后来加入救亡演剧队，把悲痛都投入到抗战宣传里。 多年后，他娶了第二任妻子林佩玲，一位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女性。他们生了三男一女，日子过得平静，甚至算得上美满。顾而已的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新的高峰。他导演的《天仙配》风靡大江南北，执导的《燎原》更是影响深远。1951年，他满怀热情地将自己在香港创办的“大光明影业公司”迁回上海，投身新中国的电影建设。 谁能想到，这片他满腔热忱拥抱的土地，最终却成了他的绝地。1966年，风暴骤起。他执导的《燎原》被批判为“替某某领导人翻案”；他香港经商的经历成了“历史污点”； 更致命的是，当年六和塔下的那场婚礼，成了一段需要被彻底抹去的“黑历史”。那位已是“首长”的昔日新娘，绝不能允许知情人活在世上。顾而已被无数次批斗、抄家，最后被下放到奉贤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在干校，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持续的精神羞辱不断磨损他的意志。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据多方叙述，来自家庭内部。在巨大的压力下，妻子林佩玲被迫与他“划清界限”，甚至交出了某些“检举材料”。这对顾而已而言，是比任何批斗都更彻底的背叛和绝望。他失去了事业，失去了尊严，最后，连家庭这个最后的避风港也失去了。 于是，在那个清晨，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人生画上了句号。一个能用最细腻手法演绎角色、能用最浪漫方式表达爱意的艺术家，最终却只能用一根裤腰带，在工具棚的屋檐下，仓促而决绝地写下了结局。他死后九年，1979年，才得以平反昭雪。 顾而已的悲剧，远不止是一个家庭的破裂。它是一代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被无情碾碎的缩影。当政治的风暴席卷一切时，个人的才华、品德、深情乃至生命，都可能变得轻如鸿毛。 夫妻伦常被扭曲，亲密关系异化为求生工具，这是时代施加于个体身上最深的残忍。那个精美的“舞台结”，系住的是一个时代的伤痛与荒诞。它提醒我们，有些历史不应被遗忘，因为只有记住全部的真相，包括那些个体的悲鸣，才能让类似的悲剧，永远不再有上演的舞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事实性信息综合自《百度百科-顾而已》及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关于五七干校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