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杜月笙去歌舞厅会友，突然，他一手搂住舞女的腰，另一只手要伸进她的胸口，舞女吓得花容失色，“对不起，我不卖身……”杜月笙冷哼，“你早晚是我的人……” 1918年上海的晚上，大世界戏台子边上乱哄哄的。 霓虹灯把半条街照得光怪陆离，汽车喇叭声、黄包车夫的吆喝、留声机里咿咿呀呀的周璇曲子，全都混在一起。仙乐斯舞厅门口，穿着丝绸长衫或西装的男人进进出出，空气里飘着香水、香烟和酒精的味道。这就是当时的上海滩，一面是西洋的摩登，一面是东方的江湖，而杜月笙，正是这片江湖里迅速崛起的“阎王”。 那时的杜月笙，刚过而立之年，早已不是水果摊学徒。他拜在青帮“大”字辈陈世昌门下，又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手腕，得到法租界华探长、青帮头目黄金荣的赏识，开始独当一面。 他经营着赌台、烟馆，手里有人、有枪，在租界黑白两道间游走，势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不再是“杜月生”，而是有了响当当的名号“杜月笙”。那晚他去仙乐斯，不是寻常消遣，是刚谈妥一笔烟土买卖，带着手下兄弟来“庆功”的。 舞池里灯红酒绿，一个穿着淡紫色旗袍的年轻舞女正在陪客人跳舞。她叫小月仙，是新来的，身段窈窕，眉目清秀，和其他舞女的风尘气不太一样，带着点学生似的怯生生的清纯。杜月笙靠在二楼包厢的栏杆上，眯着眼睛看了她好一会儿，手里的雪茄燃了长长一截烟灰。旁边的人立刻会意，下楼就把小月仙叫了上来。 小月仙心里打着鼓，她早知道这包厢里坐的是“杜先生”，上海滩没人敢得罪的人物。她战战兢兢地陪了一杯酒，杜月笙没多说话，只是一挥手，让乐队换了一支慢舞曲，拉着她就进了舞池。跳舞本是常事，但杜月笙的手箍得特别紧，力道大得让她生疼。 舞曲过半，他突然贴近，那只原本搭在她腰间的手猛地向上滑，另一只手竟直接要探向她旗袍的襟口。这完全越过了舞女的底线！小月仙吓得魂飞魄散，用尽力气往后一缩，声音发颤：“杜先生，对不起，我……我只陪舞，不卖身的！” 音乐好像突然停了，周围几对舞客都看了过来，但又迅速低下头，假装没看见。杜月笙的手停在空中，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在上海滩，尤其是他杜月笙看上的女人，还没有敢这样当面拒绝的。他收回手，掸了掸西装上并不存在的灰，凑近小月仙的耳朵，声音不大，却像刀子一样冷：“嗬，有点性子。 不过这上海滩，我杜月笙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你早晚是我的人。”说完，他看也不看她惨白的脸，转身就在一群手下的簇拥下走出了舞厅。小月仙僵在原地，浑身冰凉，她知道，麻烦大了。 果然，第二天，仙乐斯的老板就点头哈腰地来劝她：“月仙啊，杜先生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在这上海滩，得罪了他，别说舞厅，你怕是连个安生立命的地方都找不到。 他一根手指头，就能让你……”老板没说完，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与此同时，小月仙租住的亭子间附近，开始出现一些陌生面孔，不怀好意地晃荡。 她失去了“生意”，没人敢点她的台，断了经济来源；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跟着。杜月笙甚至不需要亲自出面，他庞大的势力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黑网，慢慢收紧，要将这个弱女子吞噬。 然而，故事的后续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有一种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小月仙走投无路之际，遇到了一位颇有地位的文人或商人，对方出于义愤或怜惜，出面辗转说和。 杜月笙虽然势大，但也讲究“人前留一线”，尤其开始有意塑造自己“仗义疏财”、“急公好义”的“闻人”形象，为了一个舞女与体面人彻底撕破脸，未必划算。 最终，他可能收下了对方奉上的一笔厚礼或一个人情，放过了小月仙，此事不了了之。小月仙此后隐姓埋名，迅速从上海滩消失。这个结局，或许更符合杜月笙彼时既要扩张黑暗势力、又要涂抹“斯文”面目的复杂心态。 这件“舞厅风波”就像一滴水，折射出旧上海光鲜表皮下的脓疮。它赤裸裸地展现了在权力与暴力面前，底层民众，尤其是女性，是何等脆弱与无助。 杜月笙后来的确成了所谓的“上海皇帝”，捐款赈灾，涉足金融实业，结交各界名流，一副“当代春申君”的模样。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帝国的基石，正是建立在无数“小月仙”们的恐惧与血泪之上。 那些被巧取豪夺的烟土利润、赌场抽头，那些被暴力强占的生意与人身，才是他华丽长袍里真正爬满的虱子。历史人物常有复杂多面，但对强权欺凌弱小的审视，应有清晰的是非标尺。杜月笙的“传奇”里，必然写满了被他踩在脚下的小人物的悲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背景史实参考自《上海通史》及《文汇报》刊载的相关近代上海社会史研究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