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两个虚弱不堪的红军来到了甘肃镇原县，张口就要见刘伯承，谁知刘伯承刚出来，两个红军就晕倒在地上！ 他们并非真正的乞丐，而是西路军将士——作战参谋陈明义和警卫排长肖永银。 刘伯承刚跨出援西军司令部的门槛，就被眼前的景象揪紧了心。两人衣衫褴褛，破羊皮袄上沾满泥污和血渍，头发结成毡片，颧骨高高凸起，眼眶深陷得能塞进手指。警卫员刚要上前搀扶，两人便像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直直地倒在土路上，干裂的嘴唇还在无意识地翕动。“快抬进去救治！”刘伯承的声音带着急切，亲自蹲下身查看，指尖触到的皮肤滚烫又干瘪，这是长期饥饿和伤病留下的痕迹。 没人知道，这两个年轻战士从祁连山走到镇原，走了整整四个月。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败，两万多将士血洒疆场，石窝会议后，陈明义和肖永银领受了护送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的重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将徐向前嘱托的机密文件深埋在大树下，把给中央的亲笔信缝进破毡帽夹层，带着几块应急的金戒指，钻进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 山路崎岖，马家军的搜捕从未停歇。他们白天躲在山洞或石灰窑里，晚上借着北斗星和长城的轮廓辨认方向，饿了就啃树皮、嚼草根，实在撑不住了，就向沿途老乡讨一口青稞面疙瘩。陈明义的胳膊在战斗中受了伤，伤口化脓溃烂，散发着恶臭，是一位好心老人用草药帮他清洗包扎，才勉强保住手臂。在腾格里大沙漠，两人干渴得差点晕厥，跟着野羊的踪迹才找到一条小河，趴在岸边咕咚咕咚喝着浑浊的河水，呛得直打喷嚏却舍不得松口。 最危险的一次，他们在村庄讨饭时，撞上了三名手持武器的歹徒。肖永银紧紧攥着藏有信件的毡帽，故意抖动着示意里面无物，趁着歹徒被里屋女人的声音吸引，拽着陈明义拼命狂奔，直到跑出数里地才敢停下喘气。一路上，一起突围的战友陆续失散或牺牲，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靠着“一定要把信送到中央”的信念，相互搀扶着向东跋涉。 援西军的军医检查后直叹气：“这俩娃是凭着一股硬气撑到这儿的，再晚来一天，恐怕就救不回来了。”昏迷中，肖永银突然惊醒，挣扎着从怀中摸出毡帽，颤抖着递给守在床边的刘伯承：“首长，徐向前总指挥的信……请转交给中央！”那一刻，刘伯承看着眼前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想起援西军组建的初衷——2月下旬中央军委得知西路军危急，火速抽调四军、三十一军等部队组成援西军，自己率军星夜驰援，却还是晚了一步，只能在镇原设立接待站，收容失散将士。 信件被小心翼翼地展开，徐向前的字迹力透纸背，记录着西路军的作战经过和剩余部队的去向。刘伯承红了眼眶，这封信里，藏着两万多名西路军将士的忠魂，也藏着陈明义和肖永银用生命践行的承诺。经过半个月的调养，两人逐渐恢复体力，当他们得知援西军正在收拢西路军失散人员，准备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当即要求归队，继续投身战斗。 后来，陈明义成为修建康藏公路的“金桥司令”，肖永银成长为战功赫赫的开国少将，但那段祁连山突围的经历，始终刻在他们心底。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战士，抱着对革命的赤诚，在绝境中坚守，用双脚丈量着信仰的距离。他们的壮举，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胜利，更是西路军将士不畏艰险、忠于使命的缩影。 今天的我们，早已不用再经历那样的生死考验，但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坚守与牺牲，永远值得铭记。每一位为家国赴汤蹈火的先烈，都该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