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地下党员叶致英被人逼婚，但她不认识男方，便不同意结婚，就向上级申请调

1943年，地下党员叶致英被人逼婚，但她不认识男方，便不同意结婚，就向上级申请调往别处任职，上级指示：“为了大局，必须结婚！” 叶致英攥着那页薄纸，指节绷得发白。二十出头的她，日常以小学教员为掩护，满脑子都是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的事，连晚上做梦都是在给密信做伪装，哪有心思顾什么婚事？还是跟个素未谋面的人。她按约定摸到城角的杂货铺，推开门时，手还在抖。 铺子里的男人正弯腰整理货柜，见她进来，直起腰递了杯凉白开：“我是王兴邦，组织上安排的。”他穿灰布长衫，袖口磨得起毛，眼神稳得像脚下的青石板，倒像个天天跟米面打交道的老实老板，半点儿不像逼婚的人。 “为啥非得结婚？”叶致英开门见山。王兴邦往门外扫了眼，压低声音：“上周负责密电的李姐暴露了，伪军正盯着这片的单身女性，尤其是你这种有稳定职业的，查得特别严。成了家，他们的警惕性至少降一半，咱们的联络站才能保住。”他说着，从抽屉里摸出张皱巴巴的假结婚证，“明天就摆两桌，请街坊来凑数，就说远房表姨牵的线。” 叶致英没再问，她懂，地下工作的每一步，都拴着战友的命。第二天的酒局闹哄哄的，王兴邦给她夹了块红烧肉，小声叮嘱“别露馅”，她低着头扒饭，第一次觉得“演戏”也能这么沉。 真正的考验在第三天。傍晚，伪军踹开杂货铺的门，领头的拿着本子翻来覆去：“这女的是谁？”王兴邦赶紧迎上去递烟：“老总，这是内人，小学教员，在家备课呢。”伪军一把抢过叶致英手里的教案，哗啦哗啦翻——那里面夹着用米汤写的情报，是早上刚从学生家长那套来的敌伪驻防消息。 叶致英的心跳得快蹦出来，指尖却稳稳按着教案角。王兴邦在一旁打圆场：“都是给娃们的功课，没啥看头。”伪军翻了半天没看出名堂，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门一合上，两人后背的汗都浸透了衣裳。叶致英把情报抽出来，王兴邦点上油灯，她用碘酒慢慢涂，蓝色的字迹一点点在棉纸上显出来。 后来的日子，他俩就这么“搭伙”过。她去学校听课，记敌人的动向，回来藏在灶膛的柴堆里；他进货时捎带密信，晚上两人一起抄写到薄纸上送出去。偶尔晚了，他会留碗热粥，她会帮他补好磨破的袖口。 抗战胜利那天，杂货铺的布帘被风掀起来，阳光晃得人眼晕。王兴邦从怀里摸出块藏了好久的花布，挠着头说：“组织说我们可以自己选了……这块布，给你做件新衣裳？”叶致英看着他，忽然笑了，把布接过来：“行啊，顺便再添碗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