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媳妇能说话了，赵老三却再没听她喊过一声“哥”。那年冬天的红薯面早见了底，连带着最后一口暖乎气，也消散在往后的日子里。 土炕还在，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褥子，针脚磨得发毛，像谁反复摩挲过的痕迹。我爷说，林老师（他们后来都这么叫她）刚来时，夜里总坐炕沿上写字，煤油灯的光映着她的手，冻裂的口子渗着血，墨水混着血丝往下淌，在糙纸上洇出暗红的花。 吉普车是七六年秋天来的，黑漆掉了一块，露着底下的铁皮。司机敬礼时，手套磨破的洞露出半截指头，林老师拎着个旧帆布包上了车，没回头。我爷没上车，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明明灭灭，像在数车轮碾过的土，一下，又一下。 他后来开货车跑北京，话越发少了。有次我扒着车窗看，听见他对着后视镜练“你好”，字音生涩，练了三遍，又猛地把镜子转过去，盯着前方的路，不说话了。 林老师在县中教语文，批改作文时总在“平凡”底下画两道线。她左手小指有点弯，是当年咬舌根、说不出话时落下的毛病。 去年翻老柜子，摸出个搪瓷缸，底儿用铁钉刻着“赵老三 云”，字歪歪扭扭，像是拼了全身的劲，硬压进铁皮里的。缸壁上留着一道褐渍，是当年的红薯面汤浸的，洗了多少年，也没洗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