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回国后默默无闻，妻子任副部长，儿子却是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陈祖涛八岁以前几乎没见过父亲陈昌浩，家里就他和母亲刘秀贞两个人撑着日子。 孩子问起父亲，母亲总把话咽回去，不是心硬，是怕真出事：一旦小孩嘴快，把父亲的红军身份漏出去，平静日子说翻就翻，谁都兜不住。 一九三七年父子见了一面，印象不算深，命运却从那刻拐弯。 陈祖涛被送去延安团聚，没多久又和一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一起去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离家远，俄文底子倒是扎实起来，见识也跟着长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入侵苏联，儿童院的靠山一下子没了。孩子们自己种土豆，雪地里伐木取暖，零下三十度的风像刀子，手脚冻得发僵还得干活。 土豆要省着吃，命就多一分。苦熬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红军攻占柏林，日子才松一点。 那一年他十七岁，以优异成绩考入鲍曼高等技术学院，这所学校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常被拿来和清华大学比。起初想读坦克专业，门槛卡得死，只收俄罗斯族学生，他就转到机械专业。大三起在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后来也在高尔基汽车厂干过活，机床声、油味、铁屑味，天天往身上粘。 一九五一年二月他提前毕业，离开祖国十二年后回到北京。 工作没立刻分配，落脚也不稳。陈昌浩当时还在苏联，亲生母亲不在北京，他就与父亲后来的妻子张琴秋同住。张琴秋那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公事气息。 归国青年被寄予厚望，周恩来总理问学什么、想去哪干。 陈祖涛说自己学机械，迷汽车，在两家苏联汽车厂实习过，还参与过谈判，从那会儿就想扎进中国汽车制造。周恩来听得高兴，安排他回苏联参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建。 苏联对华援助计划有一百五十六项，汽车是其中项目之一。 陈祖涛凭俄文和技术底子做机械组谈判、选址翻译，谈成后确定在东北建综合性汽车工厂。 三年筹备里中国派出五百多名实习生，其中有李岚清。 陈祖涛再回国时，一汽已建到一半，他接着投进后半段建设，还主动下车间锻炼，做过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发动机车间技术副主任。 一九五八年第一辆自主研发的东风轿车问世，紧接着又被要求造更高级的车。 重大外交和庆典要用豪华轿车，能不能坐国产车牵着国家尊严。 一汽条件不够也得硬上，团队找来一辆克莱斯勒轿车拆开，零件摆得整整，工人像赶集一样认领任务，谁觉得能做就签合同。 零件很快做出，挑最好的一批，用三十三个小时装出第一辆红旗轿车。为了八缸发动机，技术负责人从几百家铸造厂里挑到合格的。车身由十位来自上海的八级钣金工打出来，灯罩用象牙雕刻，座椅用丝绸包裹，造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两辆红旗参加阅兵检阅，六辆参加群众游行。 后来他进入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又被调到吉林桦甸县。 陈昌浩在一九六七年去世，他一度觉得当个木匠也能过，机械部和二汽工作组把他劝回。回去干了三年他因病住院，一年后才痊愈。 红旗质量问题频出，一九八一年国务院一度决定停产。他放不下这面牌子。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用红旗车队去机场接人，车白天跑，晚上还得检修，第二天才敢再上路。陈祖涛认准思路：不必事事自给自足，就说服领导购买福特发动机、转向系统、刹车系统，把可靠性先压住。 一九八四年国庆阅兵，邓小平提出防弹车任务，底盘要抗爆，车窗要抗机枪。 一汽研究所和部队都在做，他还跑去打靶厂盯测试。 电动敞篷车要能紧急自动关闭，国内没技术，去美国打听，对方开口要几千万美金，经费不够，军方研究机构昼夜攻关才成。陈祖涛与一汽厂长黄兆銮把两辆红旗保险车送入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上，红旗检阅车亮相，合资合作的风也随之越吹越大。 八十年代起他主张小轿车要上量，卡车占两成，小轿车占八成才像完整工业。 他跑论证会，写文章递建议，常被批评，说轿车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九八七年轿车大门打开，国务院又怕一哄而上，发通知严格控制，除已批准的六家轿车厂外不再安排新厂。 “三大三小”格局随之明确：一汽、二汽、上汽分工，一汽做中高档，上汽做桑塔纳中型，二汽做一点三到一点六排量车型；“三小”是北京吉普、天津小客车、广州组装的法国标致。 一九八八年他六十岁辞去中汽联主席。 二千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口，他写长信建议调整产业政策，取消目录等审批制度，鼓励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进入汽车业。二零零三年卸任科委专职委员后多在家写书，二零零五年出版《我的汽车生涯》。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向他颁发卫国战争七十五周年纪念奖章，他九十多岁用俄语交流，窗外车流不停，像在替他把岁月往前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