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办公室里，王震盯着花名册上“向多本”三个字，目光猛地钉在职务栏的“班长”上，手掌“啪”地拍在桌面上，震得茶杯盖都跳了起来！“向多本干革命十几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次，怎么还是个班长？”这话里的火气，隔着几间屋都能听见。 谁能想到，这个让大将军动怒的班长，这辈子的起点，低到尘埃里。1888年的湖南石门深山，山高路险，日子苦得能榨出黄连水。向多本刚记事，就跟着大人在山里打转，饿了啃块生红薯，冷了裹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袄，粗粝的生活早早磨硬了他的性子。 十几岁的年纪，别家孩子还在摸鱼掏鸟窝，他肩上已经压上了一根磨得油光发亮的扁担。几十斤重的桐油桶，一头一个挂在肩上，踩着崎岖山道往山外走，一走就是几十里。脚底的老茧一层叠一层，厚得能当鞋底，挑断的扁担换了一根又一根，肩膀上的压痕深得消不下去，可日子还是没盼头。 命运对他太狠了。亲人一个个被贫病缠上，走的走，散的散，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离开，却连一口热汤都没法给他们端上。四十七岁那年，向多本还是孤身一人，住在山坳里一间漏风的土坯房，夜里听着山风呼啸，心里空得发慌——这辈子，难道就这么困死在深山里了？ 就在他快对生活绝望的时候，革命的火苗烧到了石门。看着那些扛着枪、喊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战士，向多本浑浊的眼睛亮了。他没多想，揣上仅有的一块干粮，就跟着队伍走了。有人问他多大年纪，他含糊着说“三十多”，其实心里门儿清，自己都快五十了，怕队伍不收。 这一跟，就是十几年。别人参军图个前程，向多本却只有一个念头：跟着队伍，能吃饱饭，能为老百姓做点事，就够了。行军路上，战友们累得倒头就睡，他悄悄起来帮大家修补破损的草鞋；打仗时，他总往最前面冲，子弹擦着耳朵飞，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缴获的武器弹药，他先分给战友，自己只留一把最旧的枪；宿营时，他主动站岗放哨，冻得手脚发麻，也从不喊苦喊累。 战友们都服他，说“向班长是真能扛事”。好几次上级要给他提干，问他想不想当排长、连长，他都摆摆手，憨厚地笑：“我大字不识一个，哪能当干部？当个班长，能管好弟兄们，能跟着队伍打仗，就挺好。”他不图名不图利，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革命上，以至于十几年过去，身边的老战友要么升了职，要么转了业，只有他，还守着“班长”这个头衔，乐呵呵地干着最实在的活。 可谁能想到，这份“实在”，竟让他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提拔的机会。不是他没能力，而是他太不懂得“争取”；不是组织忘了他，而是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功劳，那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在他嘴里不过是“没啥大不了的”。 王震怎么能不气？他太清楚革命队伍里这种“老黄牛”的可贵了！多少人争着抢着要官做，可向多本这样的，把生死置之度外，十几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却连个应得的名分都没有。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这不是寒了实干者的心吗？ 后来，在王震的过问下，向多本的职务终于得到了调整，可他还是老样子，该干活干活，该冲锋冲锋，从不把职务当回事。他这辈子，从深山里的挑夫到革命队伍的班长，再到后来的干部，心里始终装着“实在”二字——干实事，不耍滑，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那个年代，像向多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革命的基石，是民族的脊梁，却常常被忽略。他们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只凭着一腔热血跟着队伍走，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奉献”二字。这样的老实人，难道不该被铭记吗？这样的奉献精神，难道不该被传承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