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的那场重要会议上，三十七岁的吴桂贤坐着都觉得不踏实！手里攥着那份简短的发言稿，手心全是汗，耳朵里听着掌声雷动，心里却一个劲打鼓——她怎么也不敢信，自己这个从陕西纺织厂走出来的普通女工，竟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 这消息传到西北国棉厂时，姐妹们都炸了锅！“桂贤出息了！”“咱们纺织女工也能当大官！”可没人知道，吴桂贤在北京的日子，压根没半点“官架子”。她住的宿舍里，铺盖还是从厂里带的旧被褥，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自己打水洗脸、热馒头，开会时从不抢着发言，可一说到工人的难处、工厂的生产，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句句都戳在点子上——毕竟，她当了十几年纺织女工，手上的老茧还没褪，车间里的每台机器、每个工序，她闭着眼睛都能摸明白。 谁能想到，这副总理的位子还没坐满两年，1977年，吴桂贤竟主动递了辞职报告！有人劝她“再熬熬”，有人说她“傻”，放着好好的大官不当，偏要回厂里受苦。可吴桂贤心里跟明镜似的：“我本来就是个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啥高深理论，坐在这位置上，怕耽误事！” 辞职报告批下来那天，她收拾行李比谁都快，没带任何特殊待遇，就揣着自己的工资条，坐火车回了陕西。火车一路向西，看着窗外熟悉的黄土坡，吴桂贤心里反倒踏实了——她想念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想念姐妹们一起值夜班的日子，想念那股子棉花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刚回到家，行李还没来得及打开，邻居大姐就上门了，随口提了句：“厂里最近活儿忙，你以前的班组，姐妹们还在连夜上夜班呢！”吴桂贤一听，眼睛立马亮了，二话不说就往衣柜里翻工作服：“走，我去厂里看看！” 家人拦都拦不住：“你刚回来，歇口气啊！一路颠簸多累！”她头都没回：“累啥？上夜班我熟！姐妹们忙着呢，我能搭把手！” 赶到西北国棉厂时，夜班刚上没多久，车间里的机器嗡嗡作响，灯光亮得晃眼。姐妹们看见吴桂贤，手里的活都停了，一脸惊讶：“桂贤？你咋回来了？”车间主任也赶紧跑过来：“吴副总理，您这是……” “别叫啥副总理！”吴桂贤摆摆手，熟练地换上工装，戴上工作帽，走到一台织布机前，上手就梭子翻飞，动作麻利得跟从没离开过一样，“我就是吴桂贤，咱厂的工人！听说你们忙，我来上夜班！” 你看她，手指在经纬线间灵活穿梭，眼神紧紧盯着布面，连线头都没放过，手上的老茧蹭过布料，还是当年那股子熟练劲儿。姐妹们看着她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淌，没人再说话，只跟着加快了手里的速度——她们熟悉的那个吴桂贤，压根没变！ 想当年，吴桂贤进厂时才十六岁，还是个瘦巴巴的姑娘。纺织厂的活儿苦啊！三班倒不说，织布机噪音大得能震聋耳朵，棉纱线细得像头发丝，稍不留意就断线，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手上全是被纱线磨出的小口子。可她从不叫苦，别人歇着的时候，她就琢磨怎么提高效率，练得一手好技术，成了厂里的劳动模范。 当了副总理又怎样？在她心里，自己从来不是“官”，就是个会织布、能干活的工人。没有官瘾，不恋权位，觉得自己不适合就主动让贤，回到熟悉的车间，拿起熟悉的梭子，这股子朴实劲儿，在那个年代太难得了！ 现在有些人，一旦坐上高位就忘了本，摆架子、搞特殊，可吴桂贤偏偏反着来——从纺织女工到副总理，再从副总理回到纺织女工，大起大落间，不变的是她刻在骨子里的工人本色。她知道，自己的根在车间，在姐妹们中间，在那些嗡嗡作响的机器旁。 那晚的西北国棉厂车间，吴桂贤和姐妹们一起干到天亮，布面上的花纹整整齐齐，就像她这跌宕却坦荡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句“我是工人，能干活”，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动人。 在那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吴桂贤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所有人：职位有高低，但人格没有贵贱；身份会变，但初心不能丢。这样的“大起大落”，才是最珍贵的人生写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