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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邓小平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是常务副主席。邓小平说，以后军委的一般决策，赵、杨商量，紫阳决定。这就明确了军委的分工和决策问题。两位副主席马上表示说，大事还是由邓主席定。杨尚昆还说了八个字，小平不下，军队稳定。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敬爱的周总理因病逝世，举国上下无不悲痛扼腕。一生无儿无女的周总理，在人生中最后一程，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遗体于当晚进行解剖。等到医生掀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再也抑制不住压抑的情绪，泪水霎时从眼眶中夺眶而出。周总理的两个眼眶深凹，脸颊两侧的颧骨十分突出，整个人已经瘦的皮包骨头满脸。周总理的身上，还有几道手术留下的伤疤，由于过于瘦弱，那些疤痕甚至粘连在一起。解剖的结果显示，周总理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癌细胞，总理死于癌症的转移和扩散，在病痛的折磨中失去的生命。之后遗体就被送进了冷冻箱，在举行告别仪式之前，按例要为总理整理遗容，穿上寿衣。警卫员韩宗琦一直跟着，负责处理周总理身后的事宜。可等到工作人员送来寿衣，韩宗琦却再也忍不住质问，“怎么送来这样的衣服？这样的衣服怎么能穿在总理的身上？”其实也难怪韩宗琦生气，工作人员送来的，是一件已经发黄的衬衣，袖口和领口处已经磨损，甚至边缘还有针线缝补的痕迹。但这已经是周总理最好的一件衣服，其他的衣服都有大大小小的破洞，这是最完整的一件。韩宗琦不由的湿了眼眶，他知道总理一向最为节俭，一件衬衣穿了十来年，就算缝补的针脚已经有些磨皮肤，总理也只是忍着。有一段时间周总理总是反反复复的患上唇炎，韩宗琦仔细观察才发现，总理用来擦嘴的毛巾又粗又硬，早就已经没法使用。还是韩宗琦指出患上唇炎会影响见外宾，总理这才舍得换一条新的毛巾。西花厅的这件泛黄衬的衫，确实是总理最好的一件衣服，加上总理生前也有交代，身后事万万不可铺张浪费。韩宗琦也只好给周总理穿上了这件衬衣，但由于生病瘦的厉害，这件衬衣的领口处松松垮垮的，还是在后面别了一个别针，才将领口正好卡在了脖子处。穿上衣服之后，就要为周总理整理遗容，由于去世前一直在医院里病着，总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理发，自然也就没刮胡须。但刮胡须也是最难的一项，总理已经离世，只要是稍微刮破一点皮肤，就会在脸上出现一块尸斑，也就影响了总理的遗容。韩宗琦便再三强调，哪怕是刮的慢一些，也一定不能刮破一点的皮肤。负责给周总理刮脸的是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过很多年发，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可朱殿华看到总理瘦削的脸颊，还是忍不住抽泣了起来，他将脸上的泪擦干，又用肥皂水将总理的胡须软划，一点一点小心的刮了起来。刮胡须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朱殿华稳稳的拿住手中的刮胡刀，将总理的胡须刮的干干净净，让他有了最后的体面。第二天一早就是周总理的告别仪式，邓颖超站在一旁，她需要有人扶着才能勉强的立住，毕竟在棺材里躺着的，是她相濡以沫一生的丈夫。在告别仪式持续了整整两天，门外还有不少群众不愿散去，他们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为了最后悼念敬爱的周总理。1月11日下午，周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进行火化。在去往八宝山的路上，群众自发的站在道路两侧，他们身戴黑纱，自发的前来送总理最后一程。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多，周总理的骨灰从八宝山驶出，而道路两旁依旧是黑压压的一片，人民群众在寒风中站了六七个小时，目送着周总理离开。

1950年，李苍降不幸被捕，敌人为了逼迫他招供，叫来了他已经怀孕的妻子。敌人指着他妻子隆起的肚子说：“你要再不招，我们就让她好看。”李苍降出生于台湾名门望族，他自幼便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少年时期的他，常常想象着自己奔赴大陆，投身抗日的洪流。然而，命运弄人，他未能如愿。但这并没有磨灭他的热情，反而让他的信念愈加坚定。在台北工作期间，李苍降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与大陆交流生联络，以各种方式传递着爱国的热忱。1945年，李苍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毅然加入三青团，期待为祖国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很快让他感到失望。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更是让他彻底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经过深思熟虑，李苍降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在陈炳基的引荐下，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地下工作中，负责印刷《光明报》，建立基层组织，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1月18日，一个寒冷的夜晚，李苍降和怀有身孕的妻子曾碧丽在台北的住所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对妻子和腹中孩子的安危，李苍降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明白，个人的情感绝不能凌驾于革命的大业之上。即使身陷囹圄，他的心中也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火种。2天后，曾碧丽在狱中早产，一个瘦弱的女婴呱呱坠地。敌人残忍地将母女带到李苍降面前，企图以至亲的生命来要挟他就范。然而，看到女儿的那一刻，李苍降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他和妻子心意相通，以眼神传递着共同的决心——绝不屈服，绝不背叛。在狱中的日子里，李苍降目睹战友们相继被捕，革命事业遭受重创。酷刑的折磨，无法撼动他的意志。他明白，此时此刻，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信仰，用生命捍卫心中的理想。他为女儿取名“黎红”，寄托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期许，希望女儿能够见证革命的曙光。临刑前，李苍降给妻子留下了最后的书信。字里行间，没有悲伤和绝望，有的只是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对妻女的深切牵挂。他鼓励妻子要珍重身体，要将革命的希望播撒在女儿心间。“冬天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这句话，蕴含着一位革命者对光明未来的深邃洞察，对斗争必胜的坚定信念。

1954年，贺龙调任国家副总理，有一次，贺龙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毛主席和贺龙两人坐在一起抽烟，贺龙对毛主席说：你们喝的都是茶水，为什么我喝的是白开水啊。当时，我国正处于国内经济建设时期，各种物资生产紧张，所以一次中央会议后，大家就决策，以后开会用的东西，一定要精打细算，因此，对于像茶叶这样的饮用物品，中央规定开会时要喝茶水，就要自己掏钱购买，不出钱的话，会议时就只提供白开水。当时，那段时间贺龙一直在基层调研，还没看到这个通知，就到中南海开会去了，正好他观察力很不一般，看到了除了他的杯子里是白开水外，其他人杯子里却泡着茶水。为了搞清楚为何他会被这样区别对待，贺龙口直心快，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听罢哈哈大笑，一边认可贺龙观察力惊人，一边说道：“这是中央最新规定嘛，开会时喝茶要自己掏钱交费，这样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当然，像你这样没交钱的，就只能给你提供白开水了。”贺龙听了，也觉得这个决策甚好，现在国家正处于大生产、大建设阶段，许多地方都需要花钱，前不久，他的部下遇到他，就打算把手里的进口饼干送给贺龙，让他尝一尝。可贺龙就坚决不接受，并说：“我这样粗茶淡饭就挺好，对口舌之欲得要求，不要那么高嘛，你把这些饼干，还是分给那些基层的干部们去吧。”而国家的决策正好和他的行事风格对的上，贺龙怎么会感到不欣喜，这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是真的在踏踏实实做事啊。实际上，党一直在保持自身的廉洁性，这一点，从我们的领导人身上就能看出来。就比如这个“茶水费”，后来，周恩来总理也遇到了服务员端过来的茶水，周总理坚持要交钱。而贺龙元帅也是这一规定的坚定执行者，后来有一次开会，贺龙要茶水，可是一摸兜发现兜里没钱，他只好向旁边的秘书，借了一毛钱，后来，火速把钱给还了。简单的一个“茶水费”规定，背后却映射出我们党坚定的执行力，与热爱人民的纯洁性，遥想当年，太平军攻破了南京，却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那些人，只是简单地做到了足够高的位置，便在心中主动的遗忘了人民，沉湎于现在的物质享受上，从而在最后被清朝调动一切资源给覆灭了。而毛主席当年带着大家“进京赶考”时，就语重心长的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试卷考好。”周总理也在一旁回应，至少我们不应该退回来。然后，党团结一心，把力气都往一起使，还真的带领大家建立了新中国。打天下易，守国家难，我们党尤其知道这个道理，毛主席熟读中华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给出了我们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的让人民当家作主，而党就是时刻为人民服务的组织。从此，无论是一开始的抗美援朝，还是国内环境稳定后的各项经济建设，毛主席和各位领袖一起带领人民，干了许多足以开天辟地的大事，并坚持两袖清风，竭诚为公的工作方式，终于给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华夏国度，打造了一个坚实的社会主义基础。

1952年，志愿军战士张文荣被美军俘虏后叛变。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中国再一次迎来了重大战争一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总计有240万志愿军加入。张文荣就是这240万人中的一位英雄。张文荣是国民党在大陆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批学子。1950年6月张文荣和400多名学生一起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于当年的12月份，张文荣随部队开赴朝鲜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战役的前期一切还顺利，到了后期，张文荣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0师已挺进三八线以南100多公里，在完成上级交代的掩护全军撤退的任务后，被敌人包围。此时第60军第180师的人远远少于敌军。本想突围的志愿军们，不幸电台被敌军炸毁，无法传达消息。最终在他们坚持了几个时辰后，因为枪弹以及人力不够导致了3000多人被捕，还有3000多人不知所踪。这庞大的数字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在不幸被捕的3000多人中，包括张文荣。被俘后，先在前线被审讯，刑讯无果后便被关进了釜山战俘集中营，不久又被转到巨济岛战俘营。当他们以为敌军的折磨就这样放弃时，敌军再一次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惩罚。本以为被关起来是他们噩梦的结束，没想到才刚刚开始。每天他们都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敌军每天都让他们干着极其劳累的苦活，再加上吃的也像猪食，根本无从下口。已经有好几个志愿军因为坚持不下而牺牲了的。不知道为何，敌军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张文荣和他的好友阳文华是黄埔毕业的一批学子，便想培养他们为特务，首先找到的是阳文华，可惜阳文华是个倔脾气，宁死也不从，敌军没有办法，为了让之后的人屈服，杀了阳文华，用他来威胁众人。张文荣本是不想屈服的，可是他要把这段历史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美军的恶劣行为，所以张文荣不得不假装屈服。第二天，果然如张文荣所料，敌军来到关押他们的地方，首先就带走了张文荣。“听说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按手印签字，一切指令都服从我们，第二，你要是不签，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敌军说完并没有给张文荣思考的时间，手就已经被拿起来按上手印了。“完了，完了，这下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张文荣想着，但是为了自己的计划，张文荣假装答应。“好，我答应你们，和你们合作，毕竟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阳文华。”敌军看着张文荣这么爽快的答应，心里虽然有一点顾虑但也还是开心的。在张文荣的答应下，他很快就被送往东京历练。然而，这样的训练不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的，可是张文荣还是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扛了下来。第二年，因为张文荣在训练营里表现突出，也加深了敌军对他的信任，在张文荣再一次回到之前关押的地方时，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惊呆了。在那儿，之前和他一起关押的志愿军们，要不就是手断了，还有一些像极了行尸走肉。原来敌军为了让他们屈服，每个月都会往他们身体里注射一种使人头脑不清醒的东西，而断手断脚却是因为他们意志太坚强，迫使敌军不得不用这么残酷的方法。“文荣，你如今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特务了，上级命令你，打入志愿军内部，传达出有用的消息，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可以做到吗？”一位老外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和张文荣交流着。“是，长官。我一定不辜负组织。”“行，当初果然没看错人。你收拾一下，下午出发吧。”张文荣在直升机上就想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张文荣率先跳出飞机，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张文荣会全力配合自己的时候。张文荣给飞机上送了两个手雷。并且还加上了‘goodbye’，在所有人都懵逼的情况下，张文荣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轰”的一声，全飞机上的人都灰飞烟灭。好在张文荣成功落在了志愿军基地里，这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是敌军来犯，可是靠近一看，却看见只有张文荣一人。志愿军很快找来了领头的。张文荣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五一十的全部讲了，领头的本来是不相信的，奈何刚刚穿了电报说美军的一架飞机炸了，就在基地上空不远处，此时大家都才想起来刚才确实听见了飞机炸声。张文荣的突然到来，给志愿军提供了重大帮助。可惜他参加过特务培训，不能在回到部队训练。张文荣只好回到老家，安享晚年。最终，张文荣逝世于2000年3月。

周总理去世后，部分遗体被解剖研究，肝、肺、大脑都形成恶性肿瘤，当年抛散骨灰的地方被保密，如今已经公开，是4个地方。“十里长街送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1898年出生的周总理，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没有留下一个后代，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财产。而他在临死前还要想到为国家做贡献，要求死后将自己的身体火花，抛洒在四个地方。周总理一生兢兢业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部都放在了人民的身上，由于长时间的废寝忘食，导致最后的时候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2年，饱受心脏病和癌症折磨的周总理，还在日夜操劳，为建设伟大的中国，和为人民谋福利，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他知道自己所剩下的时日无多了，但是还拖着疲惫的身体，想着要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情。1974年底，又患有直肠癌，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住院百日，做过13次的手术，心神俱疲。虽然时常还有好友相伴，但是病魔无情，每次发病的时候，周总理都要饱受折磨。癌症至今都是难以攻克的世界难题，周总理则早就向家人和医护人员交代过：“我死后，我的身体可以捐献出来，可以彻底解剖。”随后周总理又接着说：“我死后，可以将尸体火化，骨灰撒向大地。”当周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何等的轻松，但是旁边的人无不对他这种大义而敬佩的，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可以为医护人员提供癌症实验材料，进行解剖研究。第二，最后将自己的遗体火化，目的是推行国家的火葬。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落叶归根，遗体的完整，从古至今一直都流行的是土葬。但是时代在进步，土葬的制度明显存在很多的弊端，而要从土葬到火葬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周总理到死都在处处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在着想。又与病魔做了两年的斗争后，在1976年的1月8日，与世长辞。当医护人员遵照周总理遗愿将尸体解剖后发现在周总理的肝、肺部、脑袋的地方都已经出现了癌细胞，并且已经恶化。都不敢想象，在人前，他像没事人一样，在人后他究竟都承受了怎样的病痛，但是他始终都没有说出来。医护人员将周总理的部分遗体用作研究，其余的则进行了火化。周总理遗体火化完成后，洒向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当时的抛洒地点被保密，如今公开，竟然是洒向了四个地方。分别是北京上空、北京密云水库上空、天津海河上空以及山东滨河的黄河入海口上空。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四个地方呢？因为北京，是周总理待过的时间最久的地方，从参加的“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至今，一共在北京生活了27年的时间，可以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这里度过了，所以跟北京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并且周总理参与了多次阅兵仪式、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其他多个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的建设，应该说周总理是看着北京繁华、成长起来的。洒向密云水库，是因为密云水库也是周总理参与建设的，当时北京作为首都，首先人民的用水问题是个大问题，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建水库。最后确定在密云县，周总理亲自选址、调研，共计有20多万的工人参与水库的建设，可以说，密云水库的建成就像是周总理的孩子一样，看着它成长。洒向天津海河上空，是因为周总理的学生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周总理从辽宁搬迁到天津，并且在天津上的南开大学后，留学日本。所以他对天津有着美好的回忆。也正是在天津的时候，参加了“五四运动”，从那时候开始他的思想开始觉醒，开始了反封建的活动。洒向黄河入海口，是因为黄河是中国的“根源”，并亲切称呼它为母亲河。周总理殚精竭虑治水患，不负毛主席和人民的希望，曾经先后参与了“黄河治理规划”、三门峡工程等等，都是周总理亲自指挥和领导。直到周总理身患重病但是还一直操心记挂着治水的事情，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而他的骨灰也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见证着中国的腾飞。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人，应不负众望，继承老一辈的精神和革命传统，发扬他们的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

1950年，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却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你们看看，这个人口口声声说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转脸又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这样两面三刀的人，干脆枪毙算了！”薄一波将一张写满证据的纸放在大家面前，傅作义一看突然涨红了脸，因为这个人是自己的老部下，他没想到此人竟会背地里背叛自己、背叛共产党！这个人就是刘万春。作为傅作义的得力干将，他被傅作义留在绥远备战，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刘万春发现自己突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傅作义作为毛主席“绥远方式”的执行者亲自来到绥远向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和刘万春等高级军队领导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和平起义”的意义，而刘万春在老上司傅作义的影响下，思想上逐渐开始向共产党靠拢，并对“绥远方式”表示了支持。然而另一方面，蒋介石自然也不愿让共产党这样轻而易举地拉拢刘万春，他几次三番派身边的人劝说刘万春继续与共产党打游击战，同时也连哄带骗地威胁刘万春千万不要发动和平起义。在国共两党双方的努力和极力争取下，刘万春虽然从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打仗，但始终无法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而是试图在双方中间取得一定的平衡，让自己变成一颗三心二意的“墙头草”。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刘万春做出了种种荒唐的行为，例如他一边反复跟傅作义、邓宝珊等人表明自己不想打仗、拥护和谈的决心，一边却又对共产党拍到随缘负责和谈的联络处人员冷眼相对、甚至当街对联络处工作人员进行搜查，还打死了一名共产党的联络处代表。就这样，刘万春在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负隅顽抗的道路上一直模棱两可，而我党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的大义，一直对刘万春的出格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克制，并没有使相关事件进一步升级。直到1949年9月18日，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终于下定决心的刘万春终于决定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即使到了这一步，刘万春仍旧无法忘记国民党对自己的“恩惠”，同时也无法忘记蒋介石把自己从军队基层火速提拔起来的“知遇之恩”。因此虽然在通电上签了字，刘万春却依然跟苟延残喘的国民党“藕断丝连”，他不仅定期派一名深受信任的营长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联系并提供必要的情报，甚至还接受了蒋介石亲笔所写的一张委任状，并将这张委任状一直当作最珍贵的宝贝一样收藏。不过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刘万春这种“两面三刀”的鬼把戏很快就让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识破。经过大家的严格调查，很快就掌握了刘万春与蒋介石“私通”的证据并且很快将刘万春抓捕到位。而当薄一波等人拿着蒋介石写给刘万春的那张委任状放在傅作义、董其武等人面前时，几个曾经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不由羞愧得面红耳赤。“这样吧，既然你们已经人赃俱获，刘万春究竟该怎么处理，我看还是去征求毛主席的意见。”站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的聂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就这样，刘万春的事情被聂帅亲自汇报给了毛主席，不久后，毛主席对刘万春的处理意见就被人带了回来。当聂帅等人打开毛主席亲自手写的纸条，发现里面只有几个字：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毛主席身边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毛主席在读二十四史时做的批注，意思是无论是杀投降的将领或是投降的战俘都是不好的。而刘万春虽然不是降将或俘虏，但毕竟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且也曾经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过字，对国家来说还算是一个功臣。由此可见，毛主席的意思是让大家看在刘万春对国家做出过功劳的份上不要枪毙他，而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刘万春没有被判处死刑，而只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在狱中的日子，他积极接受我党的教育和改造，最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刘万春刑满释放，被选为北京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抗美援朝结束后，志愿军将士陆续回国。一个志愿军军长，由于身体原因，辞掉所有职务，回到湖南老家种田。1955年授衔时，按照条例，他已经失去了参与军衔评定的机会。但是朱老总知道后，要求必须给他评军衔。在朱老总的力争下，他获得中将军衔。他就是开国中将肖新槐。

抗美援朝结束后，毛主席让韩先楚去福州军区当司令，他不去，毛主席震怒：“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那时候，新中国国防得重新摆摆棋盘，东南那边儿可不太平，台湾那边儿也瞪圆了眼珠子。毛主席觉得，得让韩先楚这位猛将去福州镇镇场子，守好东南大门。这用人的时候，可不能含糊！可没想到，韩先楚这回却犯嘀咕了，说自己对东南那地界儿不熟，跟福州军区的兄弟们也没打过交道，怕去了搞不定。毛主席一看他这怂样，可不干了，直接放话了：“甭管你咋想，这差事你得接着，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话一出，跟砸在地上似的，响当当的，既是命令也是信任。韩先楚一听，心里也明白了，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大任务啊。最后，他一咬牙，往南奔了，把心里的那点小九九都变成了干劲儿，在福州军区整出了新花样。福州军区在老韩的带领下，嗖的一下子就变成了铜墙铁壁，牢牢看守着咱祖国的东南角。这事儿说明，毛主席那真是慧眼识珠，韩先楚这哥们儿，忠心耿耿又敢挑大梁，简直就是后人心中的大英雄模板嘛！

1929年，朱德和妻子正在吃饭，突然，十几个敌军踹门而入：“谁是朱德！”生死关头，妻子扔给朱德一个脸盆：“给军长打水去！”这个举动竟然救了朱德的命……伍若兰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8岁的她就进私塾读书了。本来可以在家里做一个大家闺秀的伍若兰却放弃了安逸的生活，积极地参加到革命斗争队伍当中去了，在工作过程中与朱德灵魂相契，最终走到一起结为了夫妻。两人相差十多岁，但在精神上却是彼此投缘的。两人有感于家国之动荡，誓要一起为救亡图存作出贡献，将反动派、侵略者赶出中国大地，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领导人蒋介石掌握到了朱德等人的消息，得知他们正在老家休整躲避，不日将会离开。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派军队进入村庄围剿。朱德是共产党中的重要将领之一，他智勇双全，领导的战争几乎战无不胜，是我党要员，对国民党的行动形成了极大威胁。他是我国的得力干将，却是反对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反对派军队气势汹汹地闯入村庄，面对茫然无措的村民，他们举起枪械威胁道：“立即交出朱德，如有欺瞒，格杀勿论。”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朱德将军自然也是，所以哪怕知道朱德的下落，村民们也没有一个愿意泄露的。但凡问起来，村民们就表示不知道、没听过，总之就是一个装傻充愣。见此情形，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开始了挨家挨户搜索，他们不信这样还找不出朱德来。自大的反动派部队其实根本没见过朱德将军，他们认为，只要搜查到了必定会有破绽。反动派军队浩浩荡荡，搜查到朱德家时，他们直接破门而入，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迅速作出反应，给朱德戴上了一顶干活时的帽子就往门口方向去了。伍若兰对着朱德大声训斥：“你这个伙夫怎么做事的，怎么还不去给军长打水洗脸，在这干嘛呢？”听了这话，反动派真的以为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一个伙夫，而朱德也迅速明白了妻子的意思，拿着盆就离开了。反动派军队简单搜查了一下伍若兰家里就离开去找“真正的”朱德了，等他们搜查到下一家时，朱德已经带着部队隐秘地躲在了其他村民家中。要想真正脱离危险，必须把敌人军队彻底引开，你们该由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伍若兰认为，没有比自己更适合的了，于是她拿着枪就自觉扛起了这一重任。但朱德是坚决不同意的，他不同意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冒这个如此巨大的风险。但伍若兰知道敌军的目标是朱德，朱德一旦去了，大概率是有去无回，所以她带着几个人就出发去执行了引开敌人的任务。这为朱德撤退有效争取了不少时间，最终，朱德带着部队成功离开了，伍若兰却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当敌人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只能将伍若兰抓走，他们认为，怀着孕的伍若兰非常脆弱，要么她会主动交代，要么朱德肯定会来营救。但无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伍若兰都没有吐出一个字。朱德也想冒险去营救妻子，但被人拦下，他这样贸然前去，只会让伍若兰的努力扑空。最终，还没等大家商量出对策，伍若兰就被敌人折磨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