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郑洞国的前妻想复婚，郑洞国的子孙都同意，但郑洞国却摇头拒绝：“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天就被她花掉，不复婚！” 1933年，彼时的郑洞国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7军2师4旅旅长，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医院探望受伤的战友时，结识了年轻貌美的上海名媛陈碧莲。 陈碧莲出身显赫，父亲是知名法律学者，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她精通英日双语，擅长琴棋书画。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在亲友的祝福中结为连理。 然而在上海接收日伪资产期间，郑洞国拒效“五子登科”的腐败风气，只带回一套《四部备要》赠予家乡学子。 陈碧莲却是沉浸在官太太的浮华圈，日日夜夜或是打麻将，或是添附华贵无用的新饰。 当丈夫奉命再赴东北战场，她留在五原路小洋楼，窗纱后目送军车远去，不知此别竟是命运的拐点。 1948年，郑洞国在长春被解放军围困，最终率部投诚。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定居北京，而陈碧莲却选择留在上海，理由是“北方寒冷，水土不服”。 自此，两人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分居生活。 此时的郑洞国月工资为245元，属于行政九级待遇，虽不算拮据，但与国民党时期每月上万大洋的收入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陈碧莲已习惯了奢华生活，每月的工资根本无法满足她的开销。她曾在信中抱怨：“以你的收入，连我在上海的房租都不够。” 1953年，陈碧莲寄来一纸离婚协议，郑洞国在协议上签了字，这段持续了20年的婚姻画上。 离婚后的陈碧莲很快嫁给了上海一位姓钟的资本家，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而郑洞国则在1955年与顾贤娟再婚，组建了新的家庭。 然而，陈碧莲的第二段婚姻并不幸福，1960年代，资本家丈夫因经济问题入狱，出狱后一蹶不振，两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1972年，顾贤娟病逝，陈碧莲曾赴京探望，试探性地提出复婚，但被郑洞国婉拒。 至1983年，陈碧莲已年近七旬，独居上海的她生活愈发艰难，她再次写信给郑洞国，希望能回到他身边。 这一次，子孙们都表示支持，他们记得小时候，陈碧莲对他们视如己出，如今她孤苦无依，理应得到照顾。 但郑洞国却态度坚决：“当年她为了钱离开我，现在又因为钱想回来。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了。” 郑洞国早已在新中国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他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 而陈碧莲始终无法适应身份的转变，依然留恋过去的荣华富贵，这种差异，让他们在精神信仰上渐行渐远。 1991年，郑洞国病逝于北京，陈碧莲闻讯再次赴京，送别这位曾经的爱人。 在追悼会上，她望着郑洞国的遗像，喃喃自语：“我这辈子最值得留恋的，就是与你共度的那二十年。” 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选择一旦做出，便再无回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