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马步芳草拟了两份电报，准备调兵遣将围剿红西路军。电报员曾庆良看到内容时，脸色大变，因为曾庆良原来也是红军！ 1937年3月，那会儿西路军经历了几个月的血战，被打散了，剩下由李先念带着的一千多人，是最后的火种。他们正准备翻越祁连山，往新疆走，寻找生路。老蒋和马步芳当然不干啊，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马步芳亲自草拟了两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一道发给驻西宁的马步銮旅，一道发给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命令他们一个北上堵截，一个就近围剿，形成一个天罗地网，要把这支孤军彻底捏碎。 这两份电报，经过加密，火速送到了西宁总电台。接电报的是报务主任熊维邦。这位熊主任，业务熟练，但有个小爱好——新婚燕尔，心思总往家里跑。他瞄了一眼电报，看是加急的，也没细看内容，顺手就交给了替他值班的曾庆良，自己拍拍屁股回家了。 就是这个“顺手”，给了历史一个拐弯的机会。 曾庆良拿到密码稿，一看内容，瞬间头皮发麻，手脚冰凉。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射向自己同志的子弹。这电报一旦发出，李先念那支队伍，可能就真的走到头了。 发，还是不发？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这是一道生死题。发，对不起自己的信仰和同志；不发，马步芳的手段，他见识过，那绝对是生不如死。而且，他当时在西宁已经找到了失散的妻子，妻子还怀着身孕。一边是家，一边是国，一边是小爱，一边是大义。 他没有声张，也没有犹豫太久。他走到发报机前，像往常一样，手指在电键上飞舞，发出一连串“滴滴答答”的声音。给外人看，他正在忙着发送这份十万火急的军令。但实际上，他发的可能只是一段乱码，甚至什么都没发。演完这出戏后，他悄悄地把那两份要命的电报稿，放回了熊维邦的办公桌上，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下班回家。 这一放，就是四天。 四天后，马步芳的电话打爆了电务处：为什么马彪的部队还没动静？前线刘呈德的部队已经跟红军在玉门青山头交上火了，说好的合围呢？ 这下炸了锅。电务处处长赵焕耀、电台台长张之俊，火急火燎地找到熊维邦。熊维邦冲进机房，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办公桌上那份“熟悉的”电报稿，还静静地躺在那儿。他当时魂儿都快吓飞了，一把揪过曾庆良：“这电报你怎么没发？！” 曾庆良的反应，堪称影帝级别。他一脸无辜又带着点惶恐，解释说：“主任，那天机器干扰太厉害了，信号时断时续，我试了好几次都发不出去，想着等会儿再试试，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这理由，搁现在咱们听着都觉得扯。但在当时，熊维邦他们，竟然就这么信了。或者说，他们选择了相信。 这里头的事儿就更有意思了。熊维邦、张之俊这几个人，他们心里难道不怀疑吗？张之俊就嘀咕过：“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赵焕耀也附和：“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他们门儿清！ 但为什么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说白了，是怕担责任。如果把曾庆良是“内鬼”这事儿上报，马步芳固然会宰了曾庆良，但他们几个用人失察、监管不力的罪名也跑不了。熊维邦玩忽职守是板上钉钉的。所以，几个人一合计，干脆就坡下驴，把锅甩给了“天气不好，信号干扰”。他们跑去跟马步芳汇报，说反正前线已经打上了，您老人家对老蒋那边也算有交代了。 马步芳这个草包，竟然也就这么被糊弄过去了。 一个英雄的壮举，最终能成功，除了英雄自身的勇敢和智慧，有时候还需要对手的愚蠢和自私来“配合”。熊维邦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无意中成了曾庆良的“同谋”，共同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拯救”。 后来呢？曾庆良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被俘的西路军人员有了重获自由的机会。曾庆良在被押送途中，瞅准机会成功逃脱，回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凭着自己的技术和贡献，一步步成长为我军通信领域的专家，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当年冒死救下的那支部队，在李先念的带领下，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新疆，为后来的革命保留了宝贵的火种。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电报员，在历史的岔路口，用一次“不作为”，撬动了历史的走向。这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所能爆发出的能量。宏大的历史叙事，固然是由伟人们引领，但最终构成历史血肉的，正是无数个像曾庆良这样，在自己的战位上，做出了无愧于心选择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