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你伟大吧？他就一个全乎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 1950年那年冬天，朝鲜的风像刀子一样吹进人骨头缝里。 在志愿军的司令部，一个叫毛岸英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把桌上的电报摞整齐，就被一颗燃烧弹带走了。他本来只是俯身在桌前改文件，一低头，火从房顶砸下来，木头炸裂的声音在山沟里响得震天响。说是“火海”，可那天根本没有水，也没人能跑得出去。 他身边的高瑞欣也是，一块烧焦的表壳，后来成了识别遗体的唯一线索。 在朝鲜那一仗里，死去的人多得数不清，可毛岸英这个名字注定让人记得久一点。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因为他姓毛。 毛泽东的长子，苏联回来的高材生，也是毛主席唯一一个没残没病、能“全乎着”长大的儿子。 消息传到志司，彭德怀手里的烟烧到指头都没觉出来。 他愣了半晌，才对参谋说：“把电报拿来。”他盯着纸看了将近两个钟头，没写一个字。不是不会写，是不知道怎么写。写轻了，怕毛主席以为他轻慢儿子；写重了，又怕他受不住。最后咬牙敲上几行字，还是发了回去。 电报到了北京，周恩来先截了下来。他没敢立刻告诉毛泽东。 说是“怕他伤心”，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那段时间毛正在指挥整个战局，每天调兵遣将，忙得脚不沾地。 如果这时候丢下一句“你儿子牺牲了”，说不好人就垮了。 于是这份电报，就被压了整整一个月。 直到1951年1月2日，冬天真正到了，北京的树上挂满了冰霜，周恩来才把那份泛黄的文件，放在了毛的桌子上。 那天毛泽东正在看报，衣领扣得严严实实。 叶子龙说，主席翻了两页报纸，才拿起那份电报。他拆开信封时手有点抖，但还是看完了，没有停顿，没有换气。 电报放下以后，他点了根烟，靠在椅子上，不说话。 叶子龙站在一旁，等他说话，可等了好一会儿，就听他轻声说了一句：“这孩子，从小没娘，好日子没过过几天。” 那一夜，毛泽东没睡。书房的灯一直亮着，烟一根接一根。 他坐在藤椅里，一手撑着额头，一手握着烟斗，烟灰落了满地也没人去扫。 外面天寒地冻，他屋里却像烧着火一样热得发闷。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了些什么。是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是临走时说的那句“爸，我走了”？还是那间起火的木屋？ 第二天一早，他准点出现在会议室，桌上的战局图还是画得满满当当。 他没哭，也没提岸英，他说：“我们还有千千万万个战士牺牲，岸英也只是其中一个。” 别人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这种话不是谁都能说出口的。你说一个农民家的孩子牺牲了，领袖拍拍胸口，说为国捐躯；可现在轮到自己儿子，换别人，早就天塌地陷了。 可他没有。他认了。 他当着彭德怀的面，也说了同样的话：“他是自己申请去朝鲜的，牺牲在战场，和别人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彭德怀坐在他对面，眼眶红得像兔子。 他低着头，声音发颤地说：“是我没保护好他，我愿意接受处分。”毛泽东盯着他看了半天，摆了摆手，说：“你不必自责。” 那种时候，什么安慰都是空的。 可毛泽东就是那种人，咬着牙也要站着。 他宁愿自己夜里抽烟到吐血，也不肯在别人面前松口气。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伟大。因为他能让自己儿子像普通士兵一样去死，还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可这种话，说得太轻巧了。 岸英不是石头，他是从湖南带着泥巴气长大的孩子。 小时候躲过国民党的追杀，后来在苏联日子也不好过，天天啃黑面包写论文，想的是赶紧回国报效父亲的祖国。 刚回国没多久，又一头扎进前线。他没想过死，可他知道危险在哪。他选了那条路。 毛泽东也不是铁打的。他在书房抽烟的样子，不是伟大，是疼。 他不肯哭，不代表他不疼。只是这疼不能让人看见。不能让人觉得毛主席也会垮，也会受不了。 因为他要扛着的，不只是岸英的死，而是几十万人的命，是朝鲜的局势，是全国的士气。 彭德怀后来写回忆，说那次见毛回来，心里像掉进了冰窟。毛一边安慰他，一边亲自分析战局，说接下来得怎么布防、怎么调兵。连轴转了一整天，到晚上才轻轻叹了一句：“马革裹尸，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毛岸英也可以。” 有些话，是硬咽着血说出来的。那种时候，哪有什么“领袖的伟大”，有的只是一个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把心口的肉割下来，不让人看见血滴下来。 毛岸英的墓，埋在朝鲜桧仓烈士陵园。 没什么特别装饰，也没高高的围墙。朝鲜人每年按时祭扫，中国代表团偶尔会去献花。那些年去的人说，墓碑很安静，名字刻得很深。 墓边有几棵松树，风一吹，针叶刷刷响，像有人低声说话。 有人问，毛泽东去看过墓吗？没人能说得准。 他一辈子几乎没提过这个墓。也没在人前流过一滴泪。他只是留着毛岸英的照片，放在抽屉最深处，偶尔拿出来，盯着看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没有仪式，没有纪念章。 毛岸英像所有战士一样，被烧成了灰，埋在远方的土地里。 他姓毛，却没享受姓毛的特权，他的死，被毛泽东处理得像一场平常的牺牲。但这份“平常”，要付出多大的克制和隐忍，谁也说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