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洲头的毛主席雕像建成后，有人曾给长沙市长写信：“毛主席40多岁下巴才有痣，青年时期的雕像有痣不妥，应予以去除。” 橘子洲的风一旦吹起来，是不管季节的。 冬天能把人吹出眼泪，夏天吹得人恍惚，像是那些年少时的豪言壮语被翻出来，在江面上响了一遍又一遍。雕像就立在那风口上，朝东，迎风，不眨眼。 头发像要飘起来，嘴角收着，脸往前一点点伸，像个倔脾气的年轻人。 他大概就真的是那样的脾气。长沙人提起那雕像，先不说雕得像不像，总有人提一嘴：下巴那颗痣，有没有搞错？不是后面才长的吗？搞到青年像上，是不是不合适？有人为这事写信到市政府，语气不算重，但话说得挺明白：毛主席四十多岁才长痣，你们给二十出头的雕像也搞上去了，是不是不妥？ 话听起来像在挑刺，但你仔细一想，这挑的不是痣，是时代的脸。 那颗痣出不出现在雕像上，说白了，就是我们要记住哪一张毛泽东的脸，是诗里的那张，还是照片上的那张。 照片不会撒谎，但也不会多说一句。 1919年、1925年的毛泽东，干净得很。脸上没有痣，眼神也比后来浅些，看起来像是还在打量世界，没打定主意要去掌控它。 再往后，时间走到延安，痣就冒出来了。 不是忽然的，也不是哪天突然就有的，就像一块石头风吹久了会起痕，一个人奔波久了，身上总得留点什么。 有人说那是遵义会议之后长出来的，说那颗痣象征着转运，是中年得势的标记，还有人更神，说那是紫微星的落点，是天命的落款。长沙人没那么迷信，可耳朵也没关着，这些话他们听着，像听评书，半信半疑，又忍不住想往里靠近。 设计雕像的人说，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 痣要不要留，大家争过。 最后还是听了邵华的意见，毛泽东的儿媳妇，她说保留一颗吧，看着更像。他们也不是迷信，就觉得公众熟，痣不留着，大家一看反而觉得怪。 这种“像不像”的判断，有时候不关乎事实，而是关乎熟悉。 雕像那年开工，是2007年。 长沙城里热得厉害，施工的师傅晚上收工后就在江边抽烟，谁也没当回事。 到了2009年雕完，有人走过去看，才发现那颗痣是真雕上去了，颜色还深了几分。有人皱眉，有人笑，但谁也没去抠它——这不是一块可以抠掉的石头，它已经成了标志。 奇怪的是，从那以后，很多来橘子洲的游客，不是看整张脸，而是专门拍那颗痣，放大、对比、讨论、发朋友圈。 照片不再是记录，而是引发判断的起点。 他们一边拍一边问：这颗痣是不是“太后期”？是不是“历史虚构”？是不是“不够严谨”？ 这些问题像江水一样绕着雕像转，来来回回，却也冲不走什么。 你要说雕像不够真实吧，那它确实用了点“后来的标准脸”；你要说它不合情吧，它也确实让人一眼就认出，这是毛。 有时候，一个时代记住的，不是某个年份的样子，而是被一再重复、被政治海报、课本插图、纪念章雕刻下来的那个模样。 痣就是那模样的一部分。 也有人想得更远，说这雕像不是塑一个人，而是塑一段时间，一种语气，一种还没磨钝的锋利。长沙要的是“青年毛泽东”，但他们也知道，纯粹的青年像未必能让人信服，于是就在青春的脸上安上了识别符号，像在江风里放了一面不太动的旗帜。 至于那颗痣的来源，医生能说出一整套科学依据。 黑色素沉积、长期压力、紫外线暴晒，种种条件加在一起，一颗痣的成长史就像一场风化过程。但这种解释在街头巷尾传不下去，太没意思。 人们宁可相信，那是苦难换来的，是长征时冻出来的，是一顿饭不吃走几十里的印记。 还有个说法，说苏联人拍了毛的照片之后，误把痣当污点擦掉了。 杂志印出来，被中国人发现，搞得外交官都出面解释。 故事真不真没人考据过，但大家爱传。因为这事听起来太像痣本身的命运了：本来是皮肤一角，最后却变成政治的标签。 那些年长沙也不是没下过细雨。 你站在橘子洲，雨水顺着雕像流下来，从额头到鼻梁，再滑过那颗痣。 有人撑伞拍照，有人干脆站雨里，仰头看，看得入神。 有人问：“这痣要是没雕上去，是不是就更真实了？”但没人回答。江水照旧流，风也没停。 雕像站在原地不动，像一个不解释的人。 风大一点，江面上卷起水纹，吹得你眼睛睁不开，像是那年轻人站在风口喊了一句什么，又没说完，就转身走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