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首个密电码“豪密”，由周总理亲自编写，以其党内化名“伍豪”命名，该密电码于工农红军及抗战到解放战争一直在使用，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始终未被破译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1年9月15日深夜，江西瑞金的一间土坯房里，电台操作员戴着耳机，手指在电键上有节奏地敲击着。耳机里突然传来期待已久的回音——上海党中央的电台终于接通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从这一夜开始，一套名为“豪密”的加密系统正式启用，它将在此后近二十年里，成为党的地下工作最可靠的通讯保障。 故事要从1927年说起，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同志们被迫转入地下。那时候传递一份情报有多难？从上海送信到井冈山，交通员得装扮成货郎、商贩，背着包袱躲过层层关卡。 运气好的走一个月能到，运气不好的半路被搜查，人和情报一起暴露。更要命的是，等情报送到目的地，战场形势早就变了，指挥决策全都耽误了。 周恩来看到了这个致命弱点，1928年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一到苏联就找共产国际商量：“我们急需无线电人才，能不能派人来学？” 共产国际同意了，挑选了毛齐华、伍云甫等六人进入专门的无线电训练班。周恩来亲自去看望他们：“国内的同志们都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学成回国后，周恩来马上安排中央特科的李强和张沈川在上海秘密制造电台。那个年代搞这个有多难，买不到零件就去旧货市场淘，实在找不到的就自己动手做。 电烙铁、线圈、电子管，每个部件都来之不易。他们在法租界的亭子间里，白天拉上窗帘，晚上点着小灯，一点点组装调试。邻居问起来，就说是在修理收音机。 1929年冬天，上海和香港的秘密电台终于建成。1930年1月，两地首次实现无线电通讯。可用的是张沈川编的简单密码——把汉字明码倒着用，或者用英文字母替换数字。 这种“单表代替密码”有个致命缺陷：同一个字永远对应同一组数字。比如“党”字每次都是“1234”，敌人截获足够多的电报后，很容易找出规律。 果然，不到两个月，香港电台就被港英当局破获，设备被缴，报务员差点被捕。这次失败让周恩来下定决心：必须研发一套敌人绝对破解不了的密码。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几个晚上研究各种加密方法。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加密理论是什么？各国军队都在用什么密码？怎样才能做到既安全又实用？ 1931年3月，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传达指示。临行前，周恩来把熬夜编写的密码本交给他：“这套密码就用我的化名，叫'豪密'吧。” 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还亲自教邓颖超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使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演示如何加密、如何解密。 任弼时的化装更是绝妙，他扮成传教士，穿着黑色长袍，戴着圆顶礼帽，手里拿着《圣经》。密码本被裁成小纸条，分散夹在《圣经》的不同章节里。 路上遇到盘查，宪兵翻看《圣经》，只看到密密麻麻的经文。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普通的书页里，藏着共产党最机密的通讯密码？ 任弼时到达苏区时，正赶上红军缴获了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之前苏区的小功率电台根本叫不到上海，这下终于有了联系中央的“千里眼”。 9月15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当“弼时安全到达了”这六个字从瑞金发出，经过复杂的加密变成一串数字，再通过电波传到上海时，守候在电台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激动地握住了彼此的手。 豪密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它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一次一密”原理。简单说，就是每发一次电报，都要用一组完全随机的乱码与原文叠加。 举个例子，“共”字第一次发报可能是“3876”，第二次就变成“9521”，第三次又成了“4038”。敌人即使截获一百份电报，也找不出任何规律。 更巧妙的是，这些随机乱码本身也有规律可循，但只有收发双方知道。就像两个人约定好的暗号，外人永远猜不透。 从1931年到1949年，国民党军统、中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试图破译豪密，甚至高价收买叛徒，但始终一无所获。他们能截获电报，却只能看着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干瞪眼。 长征路上，豪密保证了中央与各路红军的联系；抗战期间，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协同作战靠它传递；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统一指挥，更是离不开它的保障。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数百份作战命令通过豪密下达。国民党情报部门虽然截获了这些电报，却完全不知道解放军的真实意图，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军过江。 每个掌握豪密的机要员都要宣誓，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泄露密码。事实上，确实有不少同志被捕后，宁死也没说出一个字。 这套密码系统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它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早在1928年，周恩来就预见到无线电通讯的重要性，提前布局培养人才。 信源：神秘的“豪密”，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密码，从未被破译——河北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