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还没有等狱警回答，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催促着他赶紧“上路”，来到刑场后，法警拔枪就射，一颗子弹从驳壳枪中飞速射出，击穿陈公博的后脑，陈公博倒地后抽搐片刻，才气绝身亡。 聊陈公博，不能简单地给他贴个“坏人”的标签就完事了。那样太浅了。这个人复杂得很，也正因为他的复杂，他的堕落才更让人警醒。 陈公博的起点，高得吓人。 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没错，就是那个开天辟地的“一大”。虽然他中间脱党了，但这履历，放在当时，绝对是顶级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后来，他跟着国民党混，又成了元老廖仲恺的亲信，地位一度很高。 按理说，这样一个人，有学识、有资历、有口才，怎么着也应该是个正面角色吧？ 问题就出在，他的所有选择，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权力和投机。 他跟汪精卫的关系，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投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搞“改组派”，陈公博就是他的头号大将，是“笔杆子”，是“理论家”。汪精卫放个屁，他都能解读出万千气象来。 那支他临死都惦记的钢笔，就是汪精卫送的。这支笔，对他来说，不是简单的文具，那是“知遇之恩”的信物，是他们俩“政治理想”的见证。 可惜，他们的“理想”，是建立在出卖国家主权上的。 1938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汪精卫动了投降的念头。当时很多人劝他，陈公博自己也犹豫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道走到黑。为什么？因为跟着汪精卫，他才能继续拥有权力，才能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 民族大义，在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面前，一文不值。 于是，一个曾经的革命青年，一步步变成了汪伪政权的“立法院长”、“上海市长”。他用那支“兆铭兄”送的笔，签署了多少卖国的条令，发表了多少粉饰太平的演讲，已经数不清了。 而那枚日本天皇给的“一等旭日大绶章”，更是他“功绩”的顶峰。这枚勋章，是日本用来收买和表彰高级汉奸的。能拿到这个，说明在日本主子眼里，你够“忠心”，够卖力。 陈公博显然把这当成了莫大的荣耀。这份“荣耀”，是用无数中国军民的鲜血换来的。他躺在上海的豪宅里，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时，不知有没有想过，在正面战场上，国军将士正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日军的炮火；在敌后，无数的抗日志士正在为民族解放而牺牲。 一个人的良心一旦被权力腐蚀，就再也听不见同胞的哭声了。 陈公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说自己是为了“保境安民”。法官问他：“难道南京政府的存在，不是延长了日军的占领，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吗？” 他哑口无言。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汪伪政权每多存在一天，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就更重一分。 1945年，日本投降。陈公博这些人，一开始还想做着“曲线救国”成功、被国民政府“收编”的美梦。他甚至还以“上海市长”的名义，给重庆方面发电报，说要“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中央接收”。 当然，历史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蒋介石很快下令，将他们作为汉奸逮捕。陈公博看势头不对，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仓皇逃到了日本。 他能躲过去吗？躲不过去的。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盯着呢。抗战胜利了，要是连这些头号汉奸都惩办不了，那牺牲的三千五百万军民，怎么交代？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向日本交涉，最终把陈公博押了回来。 等待他的，是一场正义的审判。 在苏州的法庭上，陈公博还在狡辩。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忍辱负重”的悲情角色。但当法官出示了大量他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证据后，他所有的辩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他死刑。 从被捕到枪决，陈公博在狱中写下了洋洋洒洒四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还在为自己辩解。他至死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所以，他才会在临刑前，提出那个荒唐的请求。 那支笔，那枚勋章，是他一生投机、一生背叛的“精神图腾”。 他要带着它们走，等于是在向世界宣告：我陈公博，不后悔。 历史的审判是公正的，法警没有理会他的遗愿，而是催促他赶紧“上路”。那一声枪响，不仅结束了一个汉奸罪恶的生命，更是对所有试图出卖国家、背叛民族的人，敲响了最响亮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