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3年，魏明帝曹叡接受诸王朝见，期间中山王曹衮不小心犯了个禁忌，被人打小报告，不曾想曹叡一看，大笔一挥：“我叔叔这事就算了。” 主角，是曹操的孙子，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 这位皇帝，历史对他的评价挺复杂，有人说他英明果断，也有人说他后期奢侈浪费。但在公元233年，他处理的一件“小事”，却让我这个写了10年文章的人，品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这事儿，把皇家的“法”与“情”，摆在了台面上。 公元233年，史称青龙元年，曹叡登基也有几年了，江山坐得算稳。开年嘛，搞个大朝会，把各地的诸侯王都叫到首都洛阳来，大家见个面，叙叙旧，最重要的是，重申一下皇权的规矩。 这种场合，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最高规格的年度总结大会”。气氛那叫一个庄严肃穆，针掉地上都听得见。所有人，从衣着打扮到走路姿势，那都得按着《礼记》的标准来，错一步都不行。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出事”了。 谁呢？中山王曹衮。 这位曹衮，来头可不小。他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亲弟弟，论辈分，是曹叡的正牌亲叔叔。 曹衮这个人，在曹操那堆“卷王”儿子里，算是个另类。他不像曹丕那样工于心计，也不像曹植那样才华横溢，更不像曹彰那样能打。他最大的特点，是老实、爱读书。史书上说他“笃学好古，能为文章”。简单说，就是个学者型王爷，没什么野心，对侄子皇帝也一向恭恭敬敬。 可就在这场大朝会上，曹衮“不小心犯了个禁忌”。 具体犯了什么？史书上没细说，只用了三个字：“容止失仪”。 这三个字可轻可重。往小了说，可能是磕巴了一下，或者站姿没站对，晃悠了一下。往大了说，就是“御前失仪”，藐视皇权。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曹魏这种刚“禅让”过来、急需用“法”来稳固统治的王朝，这种事，绝对是给言官送业绩。 果不其然，朝会一结束，立马就有人打小报告了。 谁打的？御史中丞刘颂。 这位刘颂，可不是什么小人。他是当时有名的“法学家”，刚正不阿，一辈子都在跟“法制建设”较劲。他的工作职责，就是挑错。他看到曹衮“失仪”，立刻就写了奏折，弹劾中山王，要求按律处置。 这下，皮球踢到了曹叡脚下。 全天下的眼睛都盯着呢。一边是刚正不阿、代表国家法度的御史；另一边，是自己血脉相连、老实本分的亲叔叔。 是秉公执法，罚了叔叔，树立自己“法不阿贵”的威信？还是徇私枉法，保下叔叔，落个“皇权大于国法”的话柄？ 曹叡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 他拿到刘颂的奏折，看完，没有生气，也没有直接压下。他提起笔，先写了一段话，核心意思是：“刘颂干得漂亮！你身为御史，能不畏惧权贵，坚持执法，这才是国家的栋梁。我非常赞同你的做法。” 看到这，估计曹衮的心已经凉了半截。刘颂也肯定觉得，这皇帝圣明。 但曹叡的笔锋，紧接着就转了。 他话锋一转，开始“忆苦思甜”……不对，是“引经据典”。他搬出了儒家最核心的经典《礼记》。 他说：“《礼记》里讲，‘亲亲贤贤’，意思是对于亲人，我们要用亲情去对待。中山王，是我的叔叔啊。” 他接着说：“叔叔这次‘失仪’，不是什么大原则问题。如果对自己的至亲，也用冷冰冰的‘平法’去对待，那岂不是违背了圣人教导的‘仁孝’之道吗？” 最后，他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刘颂的报告，是尽职尽责，这个精神要表扬。但曹衮这事儿，朕意赦之。以后这种事，就不用弹劾了。” 曹叡这一手，高明不高明？ 首先，他肯定了“法”。他公开表扬了刘颂，等于告诉所有人：国法是必须遵守的，御史的监督权是皇权授予的，你们谁也别想仗着是皇亲国戚就乱来。 其次，他彰显了“情”。他用《礼记》这个“最高法”，压过了朝廷的“具体执行法”。他告诉大家，我曹叡不只是个冷酷的皇帝，我还是个重感情的侄子。 这一操作，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展现了皇家的恩典。 我们要知道，曹魏的宗室，过得非常憋屈。 曹丕当年为了防着兄弟们抢位子，登基后立刻实行了严苛的“藩王政策”。简单说，就是把兄弟们全都圈养起来，不给兵权，不给政权，甚至不准他们互相串门。曹叡继承了这一政策。 这些王爷们，名为“王”，实为“高级囚徒”。 曹衮这次来朝见，估计也是战战兢兢，生怕出错。结果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曹叡对叔叔们的处境，心里是清楚的。他需要叔叔们安分守己，但他也不想把亲情彻底搞没了。 这次“特赦”，就是一次“政治上的松绑”和“情感上的安抚”。 曹叡在告诉曹衮，也在告诉所有的曹氏宗亲：“你们只要老实待着，不碰红线，朕，还是拿你们当家人的。这个‘叔叔’，我认。” 反观那个“打小报告”的刘颂，他输了吗？也没有。他虽然弹劾失败了，但得到了皇帝的公开表扬，等于是在职业履历上镀了一层金，“连皇帝的叔叔都敢弹劾的猛人”。 这起事件，没有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