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带着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徒刑，可他却说：＂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啊！＂ 对越自卫反击战源于中越关系恶化，越南在中越边境频繁挑起武装事件，1978年发生数千起冲突。中国决定发起军事行动维护边境安全，1979年2月17日，部队从广西和云南两线进入越南境内。作战初期，中国军队推进迅速，攻占谅山等城市，但战线延长后越军组织反击。3月初，中国宣布完成目标开始撤军，这次撤退过程中一些部队遭遇意外。50军150师448团负责掩护任务，该团在越南高平地区执行清剿和撤离命令。团部选择一条山间小路作为撤退路径，目的是清除残敌并检验部队适应力，但这条路地形复杂，易遭伏击。 冯增敏出生于辽宁农村，家庭贫困促使他早年谋求出路。1960年代末，他应征入伍，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通过日常训练和表现，他逐步从士兵升至连长职位。部队生涯中，他负责组织射击和野外演习，管理士兵纪律。在1979年战争前，他缺乏实战经验，主要知识来自战术手册和模拟训练。参军后，他适应集体生活，参与劳动任务，如修筑道路。升职依赖实际考核，他带领小组完成越野项目。战争爆发时，他所属8连隶属448团，部队整体素质不高，许多士兵为新兵。 3月11日，448团2营在山路行进中遭遇越军埋伏，伤亡增加。团部调1连和8连前去增援，冯增敏率8连赶赴现场。途中，越军炮火将两连分离，8连退守高地。越军集结围攻，高地战斗持续三天，补给中断导致弹药耗尽。部队面临伤员增多和资源短缺问题。越军加强进攻，8连无法突围。在这种条件下，冯增敏下令停止抵抗，全连约202人向越军投降。这次事件成为对越作战中中国军队被俘人数最多的一次，涉及239名官兵。 投降后，冯增敏等人被越军押至战俘营。1979年5月，中越通过红十字会交换俘虏，中国释放1638名越俘，收回238名本方人员，包括冯增敏连队官兵。回国后，他们接受审查。军事法庭判定冯增敏犯投降罪，情节严重，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开除军籍和党籍。其他投降官兵也受到相应处分。审判依据刑法规定，投降罪轻则3年以上10年以下，重则更长。这一判决在军内引起震动，强调军人职责。 监狱生活对冯增敏影响深远，他服刑期间参与劳动改造，保持低调。1989年刑满释放，他返回社会，头发已白。释放后，他避免公开谈论事件。有人询问投降原因，他简短回应“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啊”。这句话反映出战场困境，但也引发批评，认为军人应坚持到底。他的行为在历史记录中被视为负面例子，部分来源指其为贪生怕死。 事件根源在于指挥决策，50军副军长关豁明坚持山路撤退方案，师长刘同声曾反对，认为公路更安全。但关豁明意见占上风，导致448团陷入被动。关豁明后被撤职，党内处分。448团在作战中整体损失大，共牺牲332人，无墓碑仅发烈士证。这次伏击暴露部队协调问题，越军利用地形优势发起攻击。中国军队虽推进顺利，但局部失利突出经验不足。 冯增敏投降引发社会讨论，一些人视其为耻辱，强调军人保家卫国义务。另一些观点考虑实际情况，如弹尽粮绝和新兵比例高。争议持续多年，历史资料多从军方角度记录。类似事件在对越作战后期偶有发生，但冯增敏案规模最大。交换俘虏后，部分官兵融入社会，但投降记录影响个人前途。 对越自卫反击战持续约一个月，中国军队歼敌数万，摧毁越南设施。撤军后，边境冲突仍间歇发生，直至1980年代轮战。50军在战中表现一般，150师番号后被取消。冯增敏案成为教训，军方加强纪律教育。历史研究显示，投降多因包围和补给断绝，越军宣传影响有限。 释放后冯增敏生活低调，部分来源称他返回湖北老家。十年监禁让他从军官转为普通人。社会对他的看法分化，军史中多作为反面教材。相比其他被俘官兵，他的判决较重，反映带头责任。事件细节在多种回忆录中出现，如原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法庭陈述，描述撤退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