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孙立人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习惯性地搂住老婆，却发现手感不对劲，他一怔，随即下床，看到床上的女子时，他惊道：“怎么是你！” 1951年的一个深夜，孙立人在家里经历了一件，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影响一辈子的事。 那天他忙完公事，累得不行，回到卧室就躺下睡觉。按以前的习惯，他伸手去搂身边的太太张晶英。可是手一碰到，整个人立马清醒了——皮肤的感觉不一样，身形也不对，连呼吸的节奏都很陌生。 职业军人的警觉本能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几乎是弹起来，顺手就把灯打开。灯一亮，他一下愣住了：枕边躺着的不是跟他一起走过许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妻，而是家里那个二十出头、从高雄来的小护士——张美英，平时负责照顾他起居的那个女孩。 “怎么会是你？” 他当场就问出口，脸上全是困惑。 这事儿表面看着像一出狗血的“偷情闹剧”，但其实跟偷情半点关系都没有。张美英没设计他，更不是她主动爬上床的。真正把这件事一步步安排出来的，是随后推门进来的张晶英——眼圈是红的，人却很镇定。 要想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只能从更早说起。 孙立人是老一辈国民党军人里很“特别”的那种：年轻时在清华念过书，又去美国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后来进维吉尼亚军校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抗战期间在缅甸仁安羌打出名堂，被外媒拿来跟“沙漠之狐”隆美尔相提并论，是很有现代意识的一代将领。 回到家庭生活里，他对妻子感情一直不错。两人结婚多年，同甘共苦，感情挺实在。唯一让这个家始终不太踏实的，是一直没有孩子。在那个年代，“有无子女”不只是家里的事，也是周围人背后会议论的话题。 经过检查，原因在张晶英这边。孙立人口头上总说：“你在，家就在，我不在乎有没有孩子。”但一个大男人，再怎么嘴硬，心里多少是有遗憾的。张晶英听得出来，也看在眼里。随着年龄一年年过去，她心里的负担一直压着没放下。 等到确诊自己确实不能生育，她做了一个别人很难想象的决定。 那时候台湾已经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能像老社会那样明着纳妾。她看了看家里这个小护士：年轻、老实，对将军又是一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依赖。她心里慢慢有了一个想法——既然自己不能给丈夫生孩子，那就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让另一个值得信赖的女人来完成这件事。 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先是自己去皈依佛门，取号“清扬居士”，对外有点“退居一旁”的意味。名义上，她还是孙立人的妻子，但现实生活里，慢慢把“太太”该做的一部分角色，转到了张美英身上。那天夜里，就是这整套安排里的关键一步。 从结果看，她的决定很快见效了。那时孙立人已经51岁，年纪不算小了，但张美英的肚子非常争气，陆续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孙立人给孩子们起名时，明显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中平、安平、天平、太平——连起来就是“中国安定，天下太平”。他把一个军人的愿望寄到了这几个名字里。 但现实很快就把这个心愿撕得粉碎。 1955年，台湾爆出所谓“孙立人兵变案”。这件事后来被不少史料和调查认定，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人为制造的“叛乱”罪名。 当时，孙立人很快被撤职，接着就被长期软禁起来。原本应该是他军旅生涯后期、可以享受荣誉的年纪，突然被关在台中一处并不宽敞的住所里，一困就是三十多年。 刚开始的那两年，他连工资都拿不到。家里一大堆人要吃饭，几个孩子要上学，日子一下子变得非常紧。昔日指挥几万大军的将领，只能开始学着拿起锄头，真正意义上去“种地谋生”。 那个主动“让位”的原配张晶英，并没有从此消失。 她没有断开和这个家的一切联系，而是像换了一个站位——更多时间待在佛堂诵经念佛，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精神寄托和祈祷上。遇到家里关键决定，她一样参与。简单说，就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照看柴米油盐，一个守着信念和名分。 软禁的三十三年里，这个“一夫两妻”的组合，在外面看来很别扭，但在家里却慢慢形成了一种平衡：孙立人被限制外出，连女儿毕业典礼都不能参加；两个女人分担着撑起庭院里的生活节奏，两个角色都不轻松。就这样，一家人在外人看不到的角落里，硬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还让他们一个个读完书、走上社会。 后来，长女孙中平进入科技界一路往上，做到台积电高管的位置，这在那个年代的台湾职场并不容易。对孙立人来说，女儿有出息，是他为数不多能感到欣慰的地方。 1990年11月，走完九十年人生的孙立人病重，最后一段日子里，陪在床边的，仍然是这两个和他牵扯半生的女人。临终前，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对得起我的国家。”这句话大概是他给自己打的一个总结——军功也好，冤屈也罢，在他心里，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 两年后，1992年，张晶英去世，走得很安静，照旧是在佛号声中离开。她当年的那些取舍、忍耐和安排，也跟着她一起埋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