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台湾病床遗言：军统头子毛森病危喊着要回乡，一生血债难抵乡愁 1992年的台湾，一家医院的病房里，灯光惨白得晃眼。84岁的毛森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呼吸微弱得像风中残烛，医生早已下了病危通知——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军统特务头子，时日不多了。 他浑浊的眼睛半睁着，突然伸出枯瘦的手，紧紧抓住儿子毛建光的手腕，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却带着一股执拗的劲儿：“建光……爹只有一个愿望……想回那遥远的家乡，看一眼……” 毛建光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句话，他听父亲说了几十年，可这一次，带着死亡的阴影，格外戳心。他看着父亲凹陷的眼窝，那里面翻涌着的，是跨越半个世纪的乡愁，浓得化不开。 谁能想到，这个临死前念着家乡的老人，曾经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几十年前的毛森，可不是这副垂垂老矣的模样。作为军统情报系统的骨干，他野心勃勃，手段狠辣，一路爬到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位置，手握生杀大权，在上海滩掀起过腥风血雨。 1948年底到1949年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毛森在上海疯狂反扑，发动了大规模抓捕行动，贴满全城的通缉令，像一张张催命符。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被逮捕，关进阴暗潮湿的牢房，遭受酷刑折磨，最后惨死在刑场上。 那些日子，上海的空气里都飘着血腥味。地下党员们躲躲藏藏，可毛森的特务网络密不透风，多少家庭因为他的抓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当时有多风光，双手就有多肮脏，这笔血债，刻在历史的账本上，清清楚楚。 毛森心里跟明镜似的，共产党绝不会放过他。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连夜收拾行李，带着家人仓皇逃离，先是跑到厦门，继续指挥清剿行动，可眼看大势已去，又不得不转往台湾，从此再也没能踏上故土一步。 在台湾的这些年，他表面上过着安稳日子，可内心从未真正平静。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拿出那张褪色的家乡照片——浙江江山的小山村，村口有棵老樟树，屋前有条潺潺流淌的小溪，那是他年少时生长的地方。 他会对着照片发呆，想起小时候在溪里摸鱼，想起母亲煮的糙米饭，想起村口老樟树的阴凉。可这些温暖的回忆，总会被刑场上的枪声、地下党员的惨叫声打断。他知道，自己手上的血太多，这辈子都欠着债，回乡对他来说，是奢望，更是一种不敢面对的愧疚。 毛建光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父亲的罪行罄竹难书，那些被他迫害的家庭，永远失去了亲人，这份伤痛永远无法弥补。可作为儿子，他又心疼父亲临死前的执念，那份乡愁，是人性最本能的渴望，无关立场，无关对错。 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毛建光开始四处奔走，尝试联系大陆的亲友，希望能让父亲魂归故里。可消息传出去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得知后，愤怒地说：“他双手沾满了我们亲人的血，还有脸回来？” 舆论的压力像一座大山，压得毛建光喘不过气。他也明白，父亲的罪行太过深重，大陆的人民不会轻易原谅他。而毛森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根本等不及复杂的手续和协商。 病房里，毛森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他还在断断续续地念叨着：“家乡……老樟树……溪水流……” 他的眼睛望着北方，那是家乡的方向，带着无尽的眷恋和遗憾。 最终，毛森没能等到回乡的那一天，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带着对家乡的执念，在台湾病逝。他到死都没能踏上故土，这份乡愁，成了他一辈子无法完成的心愿。 有人说，毛森是罪有应得，临死都不能回乡，是对他的惩罚；也有人说，再十恶不赦的人，也有对家乡的牵挂，这份乡愁是真实的。 可无论如何，历史不会忘记他的罪行。那些被他迫害的地下党员，那些破碎的家庭，那些流淌的鲜血，都在诉说着他当年的残忍。而他的乡愁，再深沉，也抵不过欠下的血债；再遗憾，也换不回那些逝去的生命。 乡愁是人性的本能，可赎罪需要勇气和行动。毛森到死都没能为自己的罪行忏悔，没能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他的回乡梦，终究是镜花水月。 历史就是如此公正，它会记下你的罪孽，也会记下你的执念，但绝不会因为你的执念，就抹去你犯下的过错。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