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手握的权力确实远超寻常宰相。他代皇帝批阅奏章，推动“一条鞭法”改革，整顿吏治，甚至以“帝师”身份训诫年幼的万历。在许多人眼中，这个“摄政”首辅与皇帝仅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张居正终其一生都未迈出。并非缺乏能力或胆识，而是深受儒家正统教育的他，早已将“篡位”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他所有的改革，都打着“遵祖制”、“效先帝”的旗号进行。权力对他而言，是推行政治理想的工具，而非通往九五之尊的阶梯。 更关键的是，明代文官制度已形成强大制衡。尽管张居正权倾朝野，但整个士大夫集团和宦官系统都紧紧盯着最高权力的流向。任何称帝的企图，都会立即引发整个统治阶层的集体反扑。 张居正的悲剧或许正在于此：他行使着近乎皇帝的权力，却必须时刻扮演着忠臣的角色；他改革着一个王朝的积弊，却无法突破时代赋予的身份枷锁。在那个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代，“权臣”与“逆贼”的界限如此模糊，又如此分明。 他不想当皇帝，因为他深知：一旦越过那条线，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连他苦心经营的所有改革成果也将灰飞烟灭。对张居正而言，做“救时宰相”的历史评价，远比做“篡位之臣”的现实诱惑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