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伯父要分家，他说伯母身体不好，不能生气，就把奶奶分给我们家。每天清晨

六十年代末，伯父要分家，他说伯母身体不好，不能生气，就把奶奶分给我们家。每天清晨，我妈洗漱完，先打扫院子，再去厨房忙活一家人的早餐。那时候粮食紧张，玉米面掺着红薯面蒸的窝头是主食，偶尔能喝上玉米糊糊就算改善伙食。 六十年代末的北风刮过胡同那天，伯父蹲在院里石磨上抽烟。 烟蒂烫出第三个小洞时，他说分家吧——伯母身体不好，受不得气，奶奶得跟你们过。 我扒着门框看，奶奶坐在灶门前的小马扎上，手里的火钳把灶膛里的火星拨得一闪一闪，没说话。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妈就起了床。 她先拿起扫帚，把院子扫得没有一片落叶，连墙根下的鸡粪都用碎土盖得严严实实；再进厨房，灶台边的水缸结着层薄冰，她哈着白气舀水，哗啦一声倒进锅里。 奶奶的铺盖卷儿被我爸扛进西厢房时，她摸了摸炕席，又摸了摸窗台，最后把一个蓝布包塞进枕头底下——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是她攒了半辈子的几块零钱。 我妈每天的日子像上了弦的钟，洗漱完就扎进院子，扫完地就进厨房，锅碗瓢盆的声响里，天一点点亮透。 那时候粮食金贵得很，玉米面掺着红薯面蒸的窝头，硬邦邦的能硌掉牙；偶尔熬一锅玉米糊糊，就算是改善伙食，我和弟弟能把碗舔得比脸还干净。 我妈总把窝头蒸得稍微软和些，第一锅出锅，先捡两个最大的，用干净布包着，端进西厢房给奶奶。 有天我起夜，看见奶奶站在厨房门口，背对着我，手里攥着个窝头往我妈兜里塞，我妈推了回去，两人小声说着什么，灶台上的油灯把她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棵挨得紧紧的树。 直到那年冬天最冷的一个清晨，我缩在被窝里听厨房动静，听见我妈哎哟一声，跑过去看见她蹲在地上，手里捏着个热乎的窝头——是奶奶趁她扫院子时，偷偷把自己那份窝头揣在怀里捂热了，想让她先垫垫肚子，结果手滑掉地上了，黄澄澄的渣子撒了一地。 你说那时候粮食那么紧张，一个窝头恨不得掰成四瓣吃，她怎么就舍得把自己那份捂热了给别人呢？ 后来我长大些，在粮站排队时听见隔壁大婶说，伯父家那几年确实难，伯母常年喝中药，堂哥刚上学又总生病，或许他说“受不得气”，不全是托词，只是那个年代的人，连说句“我也难”都觉得丢脸。 我妈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只是每天清晨雷打不动地早起，扫院子时会特意把西厢房门口的雪扫得宽些，蒸窝头时会多掺一勺热水，让面发得更暄乎点；奶奶也没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只是从那天起，我妈兜里偶尔会多出颗糖——是她走亲戚时藏下的，用皱纹纸包了三层，糖纸都被体温焐软了。 奶奶在我们家过了整整十五年，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我妈给她做的蓝布帕子。 很多年后我自己成家，在厨房蒸馒头时总想起那些掺红薯面的窝头，才明白：日子再难，只要心里装着人，硬邦邦的窝头也能捂出热气，就像冰天雪地里，两个人的影子挨得紧了，就都不觉得冷了。 你看，所谓亲情，不就是有人愿意早起扫雪，有人愿意藏起糖块，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把彼此的难处悄悄往自己肩上扛一点吗？ 前几天整理老照片，翻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我妈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扫帚，身后西厢房的门帘掀开一角，露出奶奶的半张脸。 照片里的天也是蒙蒙亮，像极了那个清晨，灶台上的窝头冒着热气，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烘烘的——那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