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74军军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王耀武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941年春天的那个夜晚，赣北高安的空气里飘荡着一股诡异的甜味，那是被日本人称为“特殊烟”的东西，一旦吸入，肺部就像着了火，接着就是令人绝望的窒息。 日军第34师团指挥官园部和一郎确实是急红了眼，为了撬开通往长沙侧翼的这把“锁”，他顾不得早在1925年就被国际公约严令禁止的条条框框，把毒气弹推上了前线。 74军那些没有像样防毒面具的士兵，成片地倒在坑道里，有的战士直到断气还保持着挣扎的姿势，口鼻流着黑血。 这一仗打到这份上，看着不仅是惨烈，更是一种单方面的屠杀，日本人算准了，中国人没装备，这毒气一放，这仗就结束了。 就在这个节点，一纸撤退令送到了军长王耀武面前，此时日军集结了两万兵力，分三路把高安裹了个严实，北路和南路虽然有点阻滞，但侧翼威胁实打实地摆在那。 上级的意思很明确：趁着还能动，把这点精锐家底撤下来，哪怕是为了这一万多人以后的反攻，现在也得避其锋芒。 按照常理，王耀武签字执行，没人会怪他，甚至还能落个顾全大局的名声，但他在满是硝烟味的前沿指挥所里，死死盯着那张电报，最终只给了两个字的回应：不撤。 王耀武太了解他的对手了，日本人这回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用毒气，恰恰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虚弱——这不仅是因为“锦江作战”迟迟拿不下预定目标的焦虑，更是一种盲目的自负。 在日军看来，毒气扫过之后，阵地上剩下的不是尸体就是被吓破胆的败兵，这晚的高安城应该是最安全的温柔乡。 大部队进城后开始了休整，原本紧绷的神经像松掉的琴弦，只有稀疏的哨兵在城门口闲聊，这就是王耀武眼里的那个“时间窗口”。 “我的弟兄不能白死。”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接下来几小时内疯狂反击的燃料，王耀武把全军剩下的火炮全集中了起来，平时抠搜着用的炮弹这时候不论基数地往下砸。 他亲自挑出来的敢死队，甚至不需要重机枪，每个人胳膊上缠着白毛巾，手里攥着的是从硝烟里捡回来的刺刀和手榴弹。 对于这支心存死志的队伍，王耀武只给了一个原则：刀子见红，不留俘虏。 当敢死队像鬼魅一样摸上去的时候，城门口那几个还在聊天的日本兵压根没感觉到身后的寒意，刺刀划过咽喉的声音被压到了最低，直到第一声枪响在日军心脏地带炸开，真正的修罗场才刚开始。 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做梦也没想到，白天刚被“毁灭”过一次的对手，晚上能变成一群复仇的野兽，余程万的57师、廖龄奇的58师在正面像是推土机一样硬推，侧翼李天霞的51师像尖刀一样往里扎。 王耀武自己也红了眼，他在巷战里打到手掌心里全是汗水混着血水，连枪把都攥不住，索性扯下军装上的一块布条，把手和枪死死绑在一起。 那一夜，高安城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子都在反复易手，这种几乎是贴着脸的肉搏战，彻底打乱了日军的部署。 天亮的时候，结局已经反转，高安城重新插上了国军的旗帜，日军第34师团别说切断国军指挥部，自己的脊梁骨反倒被打断了，他们仓皇撤退时，连那一罐罐罪证确凿的毒气弹都没来得及带走，直接成了国军的战利品。 收到捷报的那一刻，王耀武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大笑，这个在战场上向来挺直腰杆的硬汉，缓缓瘫坐在椅子上，眼泪无声地滚了下来。 这一仗，第34师团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在随后的突围和被阻击中，伤亡数字直逼一万五。 此战之后，日军战史里对这支来自中国的“三五部队”多了一份刻骨铭心的恐惧，他们终于明白，低劣的手段或许能换来几个小时的阵地，但永远打不垮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骨头。 （参考信源：央视网《国家记忆》栏目“抗日名将王耀武”；中华英烈网“王耀武”事迹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