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用热血染红七月的石榴花 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自卫，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斗争策略。为了贯彻中央方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加强情报工作刻不容缓。 1939年11月，张露萍由成都到重庆，受南方局军事组和叶剑英领导，具体联系人为曾希圣和雷英夫。张露萍刚到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她，成为最佳人选。为此，叶剑英等决定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并为她化名“张露萍”，以军统职员“家属”的身份，担任地下特支书记，深入虎穴，开展秘密斗争。 从1939年秋至1940年春，通过张露萍之手，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党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安全地转移了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已经暴露的工作人员。张露萍的情报，更为我党捕获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作出了贡献。 1940年，戴笠拟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混入陕甘宁边区，并给胡宗南发送了绝密电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三人连夜破译，将电报译出。结果，戴笠派遣的三人潜伏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即被抓获。一连串的“泄密”事件，让蒋介石极为震怒，斥令戴笠查清惩处。戴笠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然而，再周密的地下工作也难免遭遇意外。1940年春节，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利用工作间隙回成都探望重病的母亲。正是在她回乡期间，一件意外之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人员名册、各地电台公布呼号和张露萍写的暗语。军统局随即派人包围电讯总台，先后逮捕了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并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兄病重，望妹速返渝”。张露萍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重庆，在汽车站被早已等候的特务逮捕。冯传庆从电台逃出跑到周公馆，报告了党支部被破坏的情况，叶剑英亲自安排他去延安，可途中不幸被特务抓获。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核心的“军统电台案”。 张露萍和六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囚禁于歌乐山白公馆。次年3月，张露萍和她的战友又被远押到国民党军统的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息烽监狱，张露萍与徐林侠（中共党员）、宋振中（即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黄彤光等难友关在一室。黄彤光后来回忆说，她是1943年认识张露萍的。她中等身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看起来真不像坐牢的人。 她特别疼爱幼小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张露萍还将在狱中参加劳动所得的一点“补给金”，买了一只肥鸡养着。难友劝她用来滋补身体，她却一直留着生蛋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在狱中出生不久的“狱中之花”孙达孟。 1945年，戴笠到息烽查监回到重庆后，即令周养浩秘密处决张露萍等人。7月14日，天刚蒙蒙亮，监狱女看守打开牢房，喊道：“‘253’，你释放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去重庆开释。” 敏感的张露萍已从看守的面色中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她镇静地、缓慢地精心梳头，梳了又梳，一直梳到她认为最满意的发型。到行李室，张露萍从小皮箱内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这枚戒指在1984年5月10日张露萍七烈士忠骨迁葬时，是证实张露萍忠骨最为权威的物件），给自己穿戴好。接着，又拿出一支口红，要难友黄彤光为她化妆。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要在敌人的刑场上，再现她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黄彤光接过口红，手在颤抖。镇定自若的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牢房门打开了，张露萍将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分送给难友们，并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她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然后镇定自若地跨出监房，又回过头来对大家微笑了一下，高跟皮鞋踏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刑车上，张露萍与六个战友见面了，这是他们被投入息烽集中营四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张露萍突然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战友们也跟着放声高唱。 刑车开到离县城3公里处，拐弯开往了快活岭一座军统被服仓库的大门前。张露萍和战友们踏上仓库门前的石阶，她坦然地走在前面，六名战友整齐地跟在她的后面。突然，罪恶的枪声响了，张露萍身后的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她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转过身来，巍然屹立在石级上，怒视着丧心病狂的特务们，高声怒斥：“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 张露萍凛然的一声怒斥，吓得刽子手们惊恐万状，从石级上倒退下来。张露萍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特务们慌忙中举枪乱射，张露萍身中六弹，鲜血染红了衣襟，她紧咬辫梢，满怀仇恨地倒在血泊之中。那一年，她才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