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三部分之第五板块，最后一个板块，世界大同该有的样子。15.25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传统的解读——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毁谤了谁？赞誉了谁？如果有所赞誉的话，一定对他有所考察。有了这样的民众，夏、商、周三代所以能直道而行。”但从诗经的维度，也就是诗言志结合不相的知，思无邪结合求无的仁的角度；表相的背后，不相的内在意境体现了一以贯之。衔接前几句，先是纵向的君子之道，后是横面社会属性的君子之道；这句是举例，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谁毁谁誉，后面没有宾语，宾语就是君子之道。这里不是毁谁誉谁，所以传统解读，诽谤谁，赞誉谁，解释是错的。因为后面实际举例，就是三代做到最好，其他不能说，自然就是春秋时代最差了，当权者做的不好，只是不能说。这里谁毁掉了君子之道，谁赞誉和荣誉了君子之道。这里的誉，用意境就很容易感受到那种提升的状态，但是组词或者用现代文去解读，就失去了很多味道。充盈，誉满全球的状态；那种都学牧羊犬好榜样的氛围。剩下就简单了，我看这些当权者，哪些做到了，哪些人毁掉了君子之道。做的好的，弘扬了君子之道的就是三代的人民了，实践检验真理，尧舜禹在于感受到了心体良知，民心所向是良知，所以才能如此的践行。这里的直道，也是意境会很舒服，也更有味道。直在于直接，通达于道，不拐弯，没有曲折。一下子，触及心体良知，一下子触及天道，一下子触及君子之道的状态。这才是直的意境。另外，诗经的比兴的含义，书上所说。比，譬喻，以彼物比此物，有象征的效果。兴，寄托，为触景生情，因事寄兴，有暗示的效果。比、兴为诗经六义中的两类，古代儒者认为这两种手法便于描写和反映现实，并适合于表现社会政治内容。比兴是古代诗歌的常用技巧。对此，宋代朱熹有比较准确的解释。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通俗地讲，“比”就是比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比”与“兴”常常连用。说实话，我感觉这些文字的介绍已经过于狭义的解释和定义了。不能定义，比兴定义了，就模式化了，也小了。明明比兴在于大，扩大其含义，也就是广义相对论的意思；所以只有意境，不要文字的状态才是诗经的比兴。比兴也分术的层次和道的层次，术的层次就是朱熹这种定义模式，道的层次就是意境，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维度。也是述而不作，不立文字的维度；文字一旦框住，圈子你就出不来了，也就小家子气了。圣人扩大了意境，文人局限了含义，文人不光误国，也误圣人啊。古文为什么文字要少，一方面竹简时代，一字一意；一方面仓颉造字是象形字，都是意境的状态，所以字越少，越可以扩大意境，而不是很多字的描述，最后变成只有一种解释的标准答案了。现代考试的悲哀，就是唯一答案和标准答案；中庸之道是动态的，真理都不能绝对，牛顿定律都有局限性，为什么知识点反而要有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呢？社会实践中标准答案和唯一答案，能有用吗？为什么还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不可能存在标准答案或者唯一答案。西方教育方式就是培养教条主义的，专家学者都是教条主义；教员最恨的教条主义，教员说过，教条主义连屎都不如。因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但是教条主义只会害死人。这么看，朱熹也是过大于功。他帮助了皇权，便于培养教条主义的腐儒，愚忠的方式培养单细胞动物。六祖慧能真的不认识字吗？他拿着衣钵，躲进深山十五年，也就是独自苦修了十五年，这十五年真的不看佛经吗？不然之后对其他佛经的答辩，为何能引经据典；说明他看过，也认识字。但慧能很清楚，文字本身就局限了开悟，破坏了佛经的博大精深，何谓自性、本性。每个人不一样，一旦文字框住了，后代人因为崇拜，不敢动圣人和佛祖的文字，也就真正意义上的失传了。慧能是顿悟，更多人是渐修；不同的机缘巧合，包括事情逼到那个点，你开窍了，文字怎么描述，谁能用文字描述清楚，几十亿人的修行过程。每个人有一样的地方，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文字可以描述清楚，不一样的就是靠自己的参悟。比如岳云鹏，郭德纲只能教外在的东西，但是符合自己的，只有靠自己，那股子贱的劲儿；这就是开窍，是内在的真、外在的神，这个真和神，怎么教，怎么能教条主义。一方面要求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又是死记硬背型应试教育；多么的矛盾啊。言归正传，这句就是具体举例，三代作为榜样，可以供当权者学习和参考，只是不能明说，越简单越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