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妻子说：“可以，但是那个女的必须绝育。”金庸才答应没多久，他的长子就美国自缢身亡了。 儿子的尸体从旧金山传回香港那天，金庸正坐在《明报》编辑部改最后一篇社评。他看着桌上的讣告，手里的笔掉在地上，没捡。 查传侠19岁，是他送去美国的，学业优秀，一直想读心理学。 出事前两个月，查传侠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不想回家过暑假。金庸没放在心上，回信只说：“安心读书。” 查传侠的死没留下任何遗书。朱玫关了门哭了一天没吃饭。她和金庸的婚姻早已空洞，却从未想过儿子会在夹缝里走得那么快。 那年，金庸在报纸和连载之外，还有身份上的转折。他刚被邓小平邀请进京，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咨询事务。 1972年他已开始逐步调整《明报》的立场，从早期的批判大陆政策，转向倡导和平统一。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金庸说：“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也不应脱离人民。” 可他没法跟家人讲清这些话的分量。朱玫只关心家，明报是她一手协助撑起来的，从排版到财务都靠她。离婚她答应过，但加了个条件：林乐怡必须绝育。 她说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孩子。 林乐怡没有犹豫。她是贫苦家庭出身的服务员，认识金庸之前没想过将来。1976年夏天，手术在九龙完成，金庸全程陪同。他没告诉任何人。 婚礼也办得简单，只是登记，连《明报》内部都没通知。 查传侠的葬礼办得很低调，媒体都被挡在门外。朱玫坐在灵前，不让任何人劝她节哀。 金庸回家那晚没睡，几年后，查传倜被曝出盗窃唱片案。媒体翻出旧账，说金庸一门子女命运多舛。有人冷嘲热讽，也有人理解，一个文人再成功，也难写好家庭这一章。 1990年前后，金庸退出《明报》管理层，把更多精力放在《金庸全集》修订上。他删掉了不少早年情爱段落，加重了人性、道义、选择等主题。 朱玫晚年独居，未再婚，肺炎去世前两年曾拒绝媒体采访。林乐怡在金庸去世后隐居，晚景清冷，但从未开口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