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时候，村里有一家父子二人，是地主成份，儿子二十六七了还讨不到媳妇，好则

七十年代的时候，村里有一家父子二人，是地主成份，儿子二十六七了还讨不到媳妇，好则母亲去世早，父亲学会了补补连连，洗衣做饭，两个人相依为命，艰难的过着生活。那时“地主成份”像道无形的墙，把父子俩和村里人隔开来。 七十年代的北方村子，土坯墙被晒得发白，炊烟在日头偏西时才慢悠悠地冒。 村东头那间矮房总比别家静些——王老汉蹲在门槛上补衣裳，针脚歪歪扭扭，线头却拽得死紧，皂角水的涩味混着灶膛里没烧透的柴禾味，在门帘边打旋。 他二十六岁的儿子建国坐在炕沿，盯着窗纸上的破洞，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炕席边——那破洞是去年冬天冻裂的，父子俩谁也没说换，就像谁也没提“地主成份”这四个字。 可这四个字像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太阳越毒，铺得越宽，把他们和村里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别家孩子追着喊“地主崽子”时，建国就往爹身后躲；王老汉去井台挑水，遇见人总要等别人先把桶放下去，自己才敢凑过去。 那年秋里，李家婶子的男人去公社拉化肥，小儿子半夜烧得说胡话，她自己急得直哭——村里的赤脚医生住得远，她要抱着孩子去，灶上还炖着给猪熬的食，眼看就要糊。 建国听见隔壁的哭声，刚要起身，王老汉拽住他的胳膊，往灶房推：“你去看看，就说……问问要不要搭把手。” 建国站在李家婶子门口，手在裤缝上蹭了蹭，半天憋出一句：“婶，俺爹说……锅里的食要糊了。” 李家婶子愣了一下，没像往常那样别过脸，反而抹了把泪：“你爹呢？让他来帮俺看看火不？俺得抱娃去看病。” 王老汉是小跑着来的，围裙还系在腰上，进了灶房就蹲下身搅猪食，柴火噼啪响，他没抬头，只说：“火别太大，俺看着，你快去吧。” 李家婶子半夜回来时，灶房的灯还亮着。 王老汉趴在灶台上打盹，锅里的猪食温在余火上，旁边放着两个白面馒头——是他家过年才舍得吃的，用粗瓷碗扣着，怕凉了。 她站在门口，看着老汉后脑勺花白的头发，突然想起建国小时候，她还抱过他呢，那时候他娘还在，两家隔着矮墙递过倭瓜饼。 第二天一早，她端着碗热粥过来，王老汉正给建国缝棉袄领口，见她来，手一抖，针扎在指头上，血珠渗出来，他慌忙用嘴舔了舔，红着脸说：“让你见笑了。” 李家婶子把粥碗往桌上一放：“笑啥？谁家男人会做针线活？俺家那口子，连纽扣都钉不明白。” 村里人真的就那么嫌弃他们吗？ 后来李家婶子跟人说：“不是心坏，是那时候‘成份’俩字压得人喘不过气，谁家敢跟地主走太近？可王老汉的针线活，比俺们娘们都细，建国那孩子，见了谁都低着头，哪有半分‘地主崽子’的横样？” 这话像滴在宣纸上的墨，慢慢晕开——村西头的张大爷开始喊王老汉一起去山上拾柴，说“你眼神好，能看见树底下的蘑菇”；队长分口粮时，会多给他们匀两把红薯干，说“你家建国正是长身子的时候”。 “地主成份”像道无形的门槛，谁家姑娘嫁人都绕着走，建国的婚事就这么拖了一年又一年； 可也正因这道门槛，父子俩反而更惜命似的过活——王老汉把洗衣做饭学了个全，补丁衣裳也能洗得发白透亮；建国跟着爹学认字，晚上就着煤油灯读旧书，字写得比村里的小学老师还工整； 日子苦是苦，倒没散了架，就像院里那棵老槐树，被雷劈过枝桠，春天照样抽新芽。 那年冬天，李家婶子给建国说了个邻村的姑娘，姑娘家也是苦出身，不嫌弃成分，只说“看那老汉给娃补的衣裳，针脚密，心细”； 后来成分制度取消了，建国娶了媳妇，盖了新房，每次过年包饺子，总会多包一碗，让儿子给李家奶奶送去； 人心里的墙，有时不是石头砌的，是风吹来的灰，你递块砖，我搭片瓦，日子久了，就成了能遮雨的屋檐。 如今老槐树还在，影子淡了，王老汉当年补衣裳的针线笸箩，建国媳妇收在柜子里，里面还放着半截皂角——涩味早没了，倒有了点岁月的甜。